最近政府雷厲風行地進行掃黑金行動，不少台灣朋友問我，美國有沒有掃過黑金？有沒有對金融市場造成衝擊？顯然大家一方面既期待新政府大力掃除黑金，一方面又擔心台灣的金融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承受不了這股衝擊而潰散。
治安的情況好好壞壞，大概全世界上軌道的國家都差不多，安逸久了，人民的紀律和守法習慣就變弱了，治安也變壞了；當壞到一定的程度，連平常敢怒不敢、不太有聲音的群眾都受不了了，打著打擊犯罪旗號的民意代表就會脫穎而出，一旦當選後，民代自然會依著政見去做，就算做不到百分之百，但是至少民氣可用，罪犯的氣勢會稍稍壓抑一點，於是人民又可以「安居樂業」一陣子。
一般都認為掃黑金是陳水扁總統任內最重要、也最可能做好的任務；這代表總統的權力要大過多數黑金的勢力才可能做得到。和台灣相比，美國近代的總統中，自從尼克森的水門事件以來，總統的權力就一路削弱下來，都沒有回升過。水門事件讓美國人民覺得即使貴為總統也可能專擅獨權，所以需要一個特別的監督單位， 我們叫做 Special Prosecutor，有點類似台灣過去的人二室或現在的政風單位。
尼克森之後，卡特時代發生過內閣閣員所投資的公司倒閉事件，執政當局也遭到調查是否有涉及利益輸送或是利益衝突的行為。到了雷根時代，則發生諾斯中校捲入伊朗軍售案；這個案子一直拖到布希任內，因為雷根時代的布希是副總統，所以很難撇清責任。到了如今的柯林頓，連續幹了八年的總統，雖然任內是美國有史以來經濟成長最長最強的時期，但是小柯本人也是讓總統這個職位扯入最多的是非；除了眾人皆知的呂文斯基等等的桃色糾紛外，還涉入了白水門案。
因此從尼克森以來，歷任總統總是脫離不了類似的調查事件，總統的權力一再萎縮，在此之前，幾乎不曾發生過這種情況，往好處想，這也代表美國人民的民主素養愈來愈進步。不過畢竟是太氾濫了，如今已經有人感到厭煩而對總統動輒遭到調查的現象提出檢討；雖然柯林頓的行為很糟糕，而且很危險，因為容易陷入仙人跳而遭到勒索，但是部分人士還是認為這種調查搜索行動更過分。所謂物極必反，認為要給總統更大空間的聲音愈來愈大，監督的力量便逐漸消退。
美國自越戰結束後，國內民眾普遍反對子弟再次為別的國家上戰場，而國會也順應民意，不准總統調派軍隊赴海外，除非能得到國會的授權。除了派軍去海外，柯林頓還一直爭取能夠得到對外貿易談判的決定權，但是因為他在個人私德方面的爭議，以致國會一直不同意授權，而小柯也沒有十分堅定的立場力爭。
整個趨勢看起來，美國國會的權力愈來愈強，而總統的權力則愈來愈弱。台灣自從實施民主改革以來，朝野一直在為要走總統制抑或內閣制而爭論不休；不過這段時間美國的權力一直從總統手上流向國會，則是非常確定的。李登輝總統赴美訪問一事，柯林頓一直採取反對的態度，甚至連國務卿都當面向江澤民保證李絕不可能踏上美國一步，沒想到三個禮拜之後李便成行了。這件事讓江澤民非常生氣，覺得被老美給騙了。其實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因為美國國會議員多數支持台灣的總統赴美訪問，所以行政部門也莫可奈何。
我曾經問過一位參議員，外交政策原本是總統的職權，為什麼國會會撈過界？參議員的回答是，如果總統管好外交事務，就輪不到我們插手；但是就是做不好，才有國會運作的空間。外交政策應該要有一貫性，不過這八年來美國的外交政一直沒有方向，幸好是蘇聯垮了（另一種說法是，正因為蘇聯解體，美國少了主要的假想敵，所以外交政策才沒有方向），加上經濟成長強勁，所以沒有發生太大的問題。
美國沒有經過修憲的過程，權力卻一直從白宮流向國會山莊，台灣則是經過一連串的修憲，讓總統的權力愈來愈大；其次是總統在掃國會的黑金，也許現在看不出來，但是未來就可以明瞭，總統與國會權力的比重做了很大的調整。
台灣從蔣介石、蔣經國到李登輝時代，總統職位的權力都不大，而是操在個人手上；像蔣經國當行政院長時，他的權力比總統嚴家淦還大；等到李登輝初任總統時，總統的權力陡降，閣揆郝柏村的權力大過李登輝；所以過去台灣的權力是在人的手上，而不是在職位上。直到修憲後總統的權力才漸漸大起來。
其實不光台灣如此，任何一個人總統幹太久就一定會產生權力集中的現象。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在位很久很久很久，久到她以為自己比依伊莉莎白女王還重要；雖然英國人民都承認柴契爾夫人帶領英國經濟復甦，恢復了日不落國的民族自尊心，但是當她連態度都變了，造成英國憲政問題時，還是遭人民用選票淘汰。
李登輝自一九八八年一月接任總統，至今年五月卸任，足足做了十二年的總統，這段時期他的權力不斷累積，一定會出問題的。現在換了政黨執政，權力的運作總算可以回歸法制；但是既然回歸制度，也表示大家要開始守法，不能再像過去人治時期，出問題就找關係；現在一切回到法律，而法律要能被執行，所以法律制度要更好更完善才行。
台灣的法律是由行政院起草研擬，再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美國則是由國會提出法案，通過後由總統簽名，才算完成立法。如果一項法案成為正式的法律後才發現問題，這時就太遲了；但是在未立法之前，也很難找到明確的討論方向，於是美國就衍生出一種行業—— lobbyist （說客），「在大廳的人」。以前這些人正是在國會大廳等候議員步出會場，再遊說、建議他們某某法案應該如何如何，才符合其客戶或選民的權益。
Lobbyist 的地位比律師還低， 原本其運作方式都是檯面下的，後來為了要清楚了解哪個 lobbyist 是為哪個團體或個人出面， 所以改採登記制。 儘管lobbyist 的名聲不高尚， 但是美國如果沒有他們，不可能會有今天這般完善的法律制度。他們讓各個團體了解與其切身相關的法令審查進度及方向，對他們可能的影響，再向議員反映、溝通；在經過各種立場不同的意見折衝協調後，制定出來的法律較能符合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美國國會這麼支持台灣，正是因為台灣的相關部門懂得利用這種系統的資源。
台灣的立法程序較為隱密封閉，行政院不太願意與民間相關人士溝通，所以制定出來的法律就比較沒有辦法達到照顧最大多數族群的效果。 除了有專業的lobbyist 協助立法過程外， 美國對於利益迴避的法律也規範得很明確，參議員都是專職，不能兼任也不能有個人事業；此外，美國議員的研究助理人數很多，少則十個，多則近二十個；這群助理專心一意地研究法案，不做「選民服務」的工作。
相較於台灣，立委的助理人數少，也不是那麼專業專職，更少了 lobbyist 這類業者的諮詢，所以立法院在立法過程的地位便顯得被動；加上台灣走歐陸式的法律系統，比美式更為複雜，也讓立委不容易在立法工作上有更多的發揮空間。未來立法的工作不能再單靠行政院獨力承擔，法案的研發、修正要有更多人士的參與，而且立法過程要更加開放、透明。
一直以來，立法不是立法院最重要的工作，監督內閣才是；不過經過這次掃黑金掃進立法院之後，不但調整了國會與總統權力的比重，也讓國會少了監督行政院的權力；此刻或許可以增加立院立法的責任與參與程度，不過也要給他們足夠的資源，讓他們能專心做好法案研究的工作，不要再「不務正業」了。
美國國會有紀律委員會，具有調查和處罰議員的權力，記得國會議員曾經犯過最嚴重的錯誤是性騷擾和貪污，不待司法系統調查，由國會自行處置，結果當事人以自行辭職了事。台灣的立法院也在爭取類似的自治權力，但是要擁有這麼大的權力，就必須辦幾個殺雞儆猴的案子出來，社會大眾才會相信立法院本身有能力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