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台灣舉辦的公元兩千年世界資訊科技大會，MIT 教授梭羅對台灣提出了幾個很值得參考的建議，我覺得應該提出來討論一下。
梭羅還參加了一場座談，他提出台灣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還有幾點需要加強的地方，他認為第一、台灣必須要有除舊布新的能力，第二、容忍失敗，第三、要對創造力給予報酬。這三點對台灣來說都還有待加強，梭羅還特別說，他聽到台灣最近正在討論是否要拯救傳統產業，他感覺「很緊張」，因為拯救傳統產業，往往會演變成舊有的不能毀滅，新的事物因此也創造不出來。台灣不只要進行「創造性的毀滅」，如此才能達到更多「毀滅性的創造」。
梭羅的觀點，對於台灣發展到此時此刻，應該是指引出一個很正確的方向。提到傳統產業該不該救的問題，我想舉出最近 BMW 汽車的一個例子來說明。 BMW 在幾年前花了幾億美元收購英國的 Rover 汽車，結果因為做得並不好， 最近 BMW把 Rover 賣掉了。 但是，你知道賣的價錢是多少嗎？你一定想像不到，BMW 把Rover 賣掉，竟然只賣了十英鎊！
為什麼一家大汽車廠只能賣這麼低的價格？《財星》雜誌在一篇由 GeoffreyColvin 評論的文章說，Rover 是英國的公司，工廠員工有很強的工會組織，因此公司每年要花很多錢在員工的福利及退休上面，但是還有更麻煩的事，不僅員工的負擔很大，Rover 生產的汽車競爭力不足，公司又無轉型的機會，只能繼續生產沒有競爭力的車子。這種負擔相當大，又沒有選擇空間的企業，能夠賣到十英鎊，其實已經算很高了。
傳統產業要不要救？Rover 汽車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教材，過去我們在判斷傳統產業的價值時，覺得這些傳統企業擁有很多資產，一旦股價低於面值或淨值時，我們就會說，這沒有什麼道理。可是，如果我們仔細想想，只看土地和工廠這些資產的價值，倒不如看看這個公司往後的發展，到底有多大的負擔（obligation ），以及還有多少選擇（ option ）。
很多傳統企業已經深陷在企業競爭力不足，因此出現長期無法成長及嚴重的虧損，但是，更嚴重的是，當企業失去競爭力後，又無力進行轉型或升級，只能任由企業繼續做沒有附加價值的事，對未來沒有其他的選擇，這是更大的悲哀。台灣在思考傳統企業要不要救時，重點是要想一想，到底企業能夠做什麼？員工具備新時代的知識及技能嗎？企業有其他的選擇嗎？如果沒有，就不值得救。
如果要拿一個新經濟的例子來對照的話， Amazon.com 是一個虧損的公司，也沒有什麼土地、工廠等資產，但這家公司的價值依然這麼高，為什麼？因為Amazon.com 建立了本身在網路經濟時代中的地位後， 過去它可以賣書，未來它可以賣更多其他的東西，它有很多的選擇，這是它的價值所在。
梭羅除了希望台灣想一想傳統企業該不該救的問題以外，也提到了政府的角色。他說，過去政府的角色比較像是飛航管制員，指揮飛機往何處飛，但是第三次工業革命，政府應該調整自己的角色，把自己定位在機場的建造者，不再能控制飛機往何處飛。對照最近政府要以○‧一八或○‧一三微米當做是獎勵半導體業的條件，這種急就章、幾乎沒有幕僚作業、可以說是不以知識基礎為思惟的獎勵辦法，竟然會出現在要以「綠色矽島」為目標的新政府身上，更顯示出梭羅的觀點有值得參考的地方。
科技政策相當重要，獎勵辦法應該要有方向、步驟及作法，絕對不是訂出一個數字就好了，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但是，新政府對這個攸關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事情，卻沒有適切的規畫，令人覺得很遺憾。
最後梭羅給台灣的建議是，「台灣和其他國家相比已經算做得不錯，你們可以很自滿地不再努力，只要繼續模仿他人即可。但是這樣你們只能得到模仿的樂趣，不能享受探索的樂趣。」梭羅還說，「我希望你們的選擇正確，這樣或許在五十年後，全球前二十大的企業中，台灣人的企業將會占有一席之地。」
我覺得梭羅教授這個建議很好，過去台灣確實是靠模仿起家，即使現在很多人依然在做類似的事情。模仿並沒有什麼不好，台灣過去因為把別人的東西拿來參考、改良，因此奠立了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一個地位，但是，如果台灣還要追求更進一步的發展，突破目前的成就，模仿一定是不夠的，還要更多的追求及探索才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梭羅所描述的情況，我暫時把它稱為是台灣要面臨的「梭羅困境」。
其實，台灣有很多產業已出現「梭羅困境」的現象，無法突破目前的格局，但也有些產業正要突破這個困境，像 IC 產業就是很明顯的例子，很多公司已經跑到很前面了，到了沒有人可以模仿的階段，我相信，以過去台灣 IC 業累積的實力，加上持續不斷地投入這個產業，未來我們的 IC 業應該會有不錯的發展，真正進入探索的階段，並享受探索的樂趣。
講到這裡，我想到十幾年前的一件事。當時我和聯電的很多主管去南韓參觀三星電子，在進到三星電子研究所的大門時，我們看到三星電子創辦人手寫的「無限探求」四個字，當時就感覺到一股震撼力，即使到今日回想那力量也還可以感覺到，當時三星電子並不是多大的公司，但是他們的創辦人秉持著這種「無限探求」的信念，幾年後來看， 三星電子在 DRAM、LCD 等電子產業打的基礎比任何企業都要深，當然更超越台灣，即使在通訊新事業中，三星的 CDMA 也是全世界發展得最快最積極的。南韓在科技業的發展過程和台灣沒有先後，但是他們探求的精神發揮得更徹底，這是值得台灣企業學習的地方。
台灣在個人電腦產業發展得很好，但是在很多新經濟出現時，我們沒有很快地進去卡位，結果又只能落入模仿的處境，但是，在網路及通訊等新經濟領域中，模仿會越來越困難，成功的機會也會變小，這是台灣企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談到新經濟，我想美國財政部長桑默斯最近一個演講很有意義，也與梭羅所提的看法有些雷同。他提到新經濟的法則是創造性毀滅，像是電腦從三八六至四八六、Pentium， 視窗從九五、九八到二○○○，不斷地以新的技術及產品淘汰舊的產品，這是新經濟的特色，至於像半導體製程技術從○‧二五、○‧二至○‧一八微米，也是相當類似的，這些產業其實都合乎新經濟的法則。
但是，桑默斯提出一個更重要的觀點是，新經濟須建築在舊價值上，他所謂的舊價值，一個是教育，另一個是對知識的產生與應用，還有就是創業投資資金的貢獻。教育的影響非常深遠，在新經濟中，教育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至於對知識的產生與應用，未來將是一門很大的學問，需要我們做更多的投資。桑默斯舉一個知識的產生與應用的例子是虛數（負數的平方根），由虛數的產生而有複數的概念其實是電機工程的電路學，甚至現在熱門的 DSP（數位信號處理）的主要數學運算基礎，通訊 IC 更是這個虛數知識應用的最終產物。至於創投基金把有創新概念及人才集合起來，讓商業化的過程縮短，因此讓「很多還未買第一條領帶的年輕人，就能夠籌到人生的第一個一億美元創業資金」，這種加速原始創意及研發達到商品化的力量，其實是美國如今科技產業領先全球的主因之一。
新舊經濟的另一個重大差異是舊經濟以生產製造為基礎，生產及存貨成本管理很重要，基本上以供需理論及負回饋、報酬遞減率，做為平衡與管理的依據；新經濟以知識創造價值，如軟體產品的開發，固定成本極高而幾乎無變動成本，而新世代技術取代又不斷發生，當市場占有率越大其獲利呈現報酬遞增而且不需顧慮生產、存貨成本之平衡，具有正回饋特性。
由新舊經濟的法則來看，半導體產業是個值得探討的產業，基本上半導體產業自一九六○年代開始至今已有四十年，由「年齡」來看應該可以歸納為舊經濟了，而其以硬體製造來創造利潤及價值的特質更合乎舊經濟的要件。但由於半導體是基礎工業，也是所有資訊產業的上游元件，更是推動網路及通訊等許多新經濟產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新經濟興起後，半導體市場也隨下游應用而大幅成長，且在不斷更新設備與技術創造出新的應用，又回來推動製造技術的進步，這種正向回饋與創造性毀滅的力量，使看來像舊經濟的半導體業又具有新經濟的內涵，而隨著半導體產業之技術日益複雜及產業分工，新興的 IC 設計公司、IP 公司及設計服務等也不斷出現，這些新興的領域，也都具有不折不扣的新經濟特色。整體而言，半導體業大概可以叫做新的舊經濟（ New old economy ）較適當吧!
在這裡，我想比較美國及台灣的 IC 設計公司，一般來說，比較成熟的個人電腦市場，由於競爭激烈，毛利率都比較低，至於較新的通訊產業，毛利通常較高，競爭障礙也比較高。如果以毛利率四○％為分水嶺的話，低於四成的 IC 設計公司大都是屬於個人電腦產業的產品，高於四成則通常是較新的行業。毛利反映的是競爭力，台灣很多 IC 設計公司做的大部分是成熟期的產品，像第一季威盛的毛利率約在三四％，瑞昱在三九％，凌陽有四○％，義隆在四一％，偉詮在四三％，至於像最近業績成長很大的聯發科技，其實毛利率也只有三八％，但是若仔細觀察美國的 IC 設計公司，很多公司的毛利率都遠高於這個數字，像 PMCSierra 高達八○％， Qualcomm 有五二％，但是美國一些與個人電腦有關的 IC設計公司，毛利率也有在三○％至四○％之間的，這些公司做的都是成熟產業的產品，像繪圖晶片等都是。
事實上，美國 IC 設計公司的毛利率通常一定要在三五％以上，因為如果美國業無法有這種利潤，就很難在這個行業中競爭下去，但若是台灣公司的毛利率是三五％的話，則還有生存的空間。最主要原因是因為美國的工程師比台灣貴很多，而且美國企業的經營成本比較高，毛利率若不夠高，是無法維持公司的開銷的。
事實上，台灣目前吃的都是成熟期的產品，通常是毛利率比較低、量比較大的西，其實這也是別人不想做的東西，但因為台灣的成本、特色都可以做，所以我們就拿來做。目前大部分設計公司面臨到的問題就是產品毛利率不高，因此大部分都還要更多的「無限探求」，需要再把產品往上升級，繼續往更高的毛利率追求，才能脫離梭羅困境。
前面提到傳統產業的價值應該以其擁有的負擔及多少選擇來看，但是對於所謂的科技產業，其實也開始面臨一些價值混淆的困境。這裡有一個問題值得拿出來探討，很多科技公司都有很大的轉投資部分，從第一季的報表來看，很多公司的轉投資收入比本業還多，但是這種業外的獲利到底應該給予多少價值？業外收入和本業收入是否相同？我認為值得好好想一想。
我覺得，不同形態的業外收入，應該給予不同的價值。例如有很多公司的轉投資，其實是其事業體的延伸，例如台達電、鴻海等企業到海外設廠，投資的都是和本業一樣的產品，這種轉投資收入其實與本業沒有差別，因此在計算價值時，可以不需要打折扣。
另外還有一種是公司進行與本業相關的投資，而且從公司剛設立時就投資，一企業上市或上櫃時，獲利可以達到十倍、百倍，這種情況中外都有很多例子，國外像英特爾、微軟也都有很多長期的投資，這種轉投資的收入也算是健康的，可是，這種轉投資往往是賣掉就沒有了，因此轉投資的獲利價值被打折扣也是很正常的事，國外分析師對於這種收入，通常也是採取比較保守的看法。轉投資獲利與本業獲利「品質」的差異，主要就是獲利的連續性與獲利是否來自核心競爭力的持續發揮而產生的，最好狀況是能由轉投資的獲利用來加強本業的擴充及競爭力的提升。
品質較差的業外收入當然就是短期買賣股票的收入了，這種業外獲利的「品質」應該是不值得肯定的。可惜的是，第一季也有少數公司的業外收入特別高，而且有一些還是子公司賣母公司股票的所得，這種現象若成為平常，對台灣的資本市場之發展的確不是太好的現象。
巴菲特的波克夏投資公司全世界都知道，但其實一九六○年代巴菲特把波克夏下來時，它還是一家在波士頓做紡織的公司，剛開始這家公司還有賺錢，但是後來就轉差了，巴菲特後來就把這家公司轉型，轉做投資公司，目前波克夏的總部其實只有十幾個人，做的是投資的事業，但是它的股價卻可以高至數萬美元，沒有人會相信波克夏過去只是一家不起眼的紡織廠，我們可以從這個例子中學到很多經驗。
最近可口可樂也發生一件事，可口可樂公司在公司的季報中說，因為可口可樂在全世界都有不少飲料裝配分工的轉投資，這些轉投資都與本業有相關，而且是長期持有，因此公司每年都會處分一些股票，收益也會很固定，因此公司的盈餘可以如何如何地成長，但是，可口可樂一這麼說，就引起許多分析師的反對，抗議公司不能這麼講，因為這些終究是轉投資，不管如何這種盈餘的品質就是低一點，國外這種嚴苛的審查上市公司的標準，也值得台灣好好思考。
（蔡明介是智原科技公司董事長，e-mail 為 m_k_tsai@novatek.com.tw，歡迎讀者來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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