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明年三月的總統大選只剩下不到五個月，選舉詭譎複雜、慘烈攻訐、歪曲事實、無所不用其極的氣氛，已經瀰漫整個島嶼；但是，在台北市面對大安森林公園旁、在台北市稱得上難得有view的「二○二○工作室」，卻絲毫嗅不出選戰的血腥氣氛。二十八歲以「快樂、希望」幫陳水扁打下台北市江山，二十九歲當上新聞處長，三十二歲因為一場拔河斷背事件離開市政府的羅文嘉，在這場原本他應該聲嘶力竭的選戰中，沈默得令人意外。
「等著看好了，待會兒他就會把頭靠在你腿上。」
羅文嘉說得沒錯，過沒幾分鐘，這位叫皮皮的可卡狗，已經用一種最舒服的姿勢靠在我腿上睡著了。
五年來變化得真大啊！五年前，充滿浪漫熱情的羅文嘉，帶著初生的皮皮幾個月沒有離開競選總部，直到進了市政府。今天的羅文嘉卻像另外一個人。
「那時我剛退伍兩年，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我現在特別能夠領會初生之犢不畏虎真正的意義，因為那時候根本不知道老虎長的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老虎有什麼可怕，現在才知道被老虎咬到是什麼感覺，真的是好深的感觸。
老虎泛指很多很多的東西，我一直不承認自己在從事政治工作，一直在抗拒這種定義，但是這幾年來我已經接受自己從事政治工作，而且自己是個政治人物，在這之前，我一直覺得自己還是在學生時代，只是戰鬥位置換了而已。
這一年半我的變化最大，這一切都從我前年離開市政府開始。這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轉折。之後我去了美國，回來又打了一場選戰，整個局面完全改變了。之後我又去了澳洲，三月底回來後想要為自己重新定位。
我離開市政府的時候，就認為我實在不太適合官僚體系，雖然我的空間還滿大的。因此當我離開的時候，整個人都鬆下來了，也讓我看到外面的世界是多麼的遼闊。我看到更多事情，以及生命更多的可能性。這對我開始有了改變。之後再回來打那半年的市長選戰，心情其實已經不一樣了。」
前後四年，兩次選戰心情有什麼不同？
「第二次選戰我覺得我在盡責任，鞠躬盡瘁、全力打仗。和第一次一樣，我那半年我都睡在競選總部，抱著撐到最後的想法。因為覺得是在盡責任，所以我心裡很清楚，不管選舉結果怎麼樣，我都不會再回到市政府。就像在盡一份責任、還一份情債，所以好多事情只要沒人做、我就去做，我可以一天當四十八小時用。
我記得當時是十二月五日投票，三十一日做完所有善後工作，我就離開了，離開後什麼事情就都放了。
再回來，我就必需重新定位自己。那時候我留了一個鬍子，大家都嚇一跳，那對我的意義是重新給自己一張臉、重新做人。有人問我以後要做什麼？我記得我說：一不做分身、二不做發言人。開始做自己。於是我成立工作室，開始做網站。這是今年四月的事。」
面對即將來臨的總統大選，羅文嘉冷靜得像個局外人，問他為什麼？
「因為已經決定給自己重新定位。我不想再重來一遍。我不想讓我的生命在明年三月十八日之後，才能夠繼續下一個階段，我已經經歷太多次的選舉了。
我不希望我的生命每隔一年、兩年就來一次選舉，競選、然後等開票，就好像一隻選舉蟲、只為了選舉而活。選舉幾乎就是我的工作，過去這幾年，幾乎有大的選舉，我都是一場戰役、一場戰役的打，再驍勇善戰都有一天會戰死沙場，不死也是傷痕累累。也許戰士的宿命就是不停的戰鬥，『戰死我命、凱旋歸來我幸』。
於是我就想，如果生命是一場永不停止的戰鬥，那我希望這場戰鬥也不是只為選舉的戰鬥，我希望把時間拉得更長。我用二○二○工作室這個名字，意思也是這樣，因為我想以年輕人為對象，二十歲是一個代表，同時我把時間座標定在二○二○年，以二十年後的台灣來想像。
現在這個社會的決策者和菁英還不是我們這個世代，我認為我們這個世代現在還是在累積、吸收的時候，但是我這幾年都是在跟上一個世代的人一起工作，我看到了他們的限制。他們有他們的專長、他們的經驗，但是也有他們的限制，不是每個人都一樣，但是普遍來說，他們沒有讓自己保持在進步的狀態。而決策的權力又掌握在這些人手上，因此說老實話，我並不寄望在他們這個世代就完成太多的改變。真的把新的內容建立起來，還是要在我們這個世代，不過這個世代年齡層可能上下拉得大一點，所以我覺得我想做的工作不是短線的、短期的，只是為了打一場選戰而已。」
其實以羅文嘉的條件，他在政治上的空間還是很大的，難道他想放棄政治了嗎？
「對於現實的政治，我愈來愈覺得我不是那麼的喜歡，以前我還不是那麼直接面對政治，現在不一樣。以前很簡單，我的老闆就是只有一個陳水扁，而他給我的空間夠大，我就可以去發揮，事實上還是在創作，現在卻是比較真實的面對政治，我問我自己，我是不是喜歡這樣的政治？我可不可以玩不一樣的政治？在我腦海裡頭常告訴我自己，即使我在這裡面，我也要玩不一樣的東西，我不願意行禮如儀，按照既有的方式做事情，我覺得我自己那種顛覆的性格還是滿強烈的。
我很想編一套書，第一本就叫「政治關你屁事？」，最後一本就叫「政治DIY」，希望大家自己動手做政治，不能期待一個賢人出現，就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就不去碰政治，這不是民主政治設計的精神，每一個人都應該花些精神和力氣。這些東西不是選舉就能解決，而是觀念要改變，這需要有人長期努力去做。
那麼，現在的角色是什麼？
「在三月十八日以前，我是黨的文宣部主任。這個角色好像應該常常上電視call-in去跟別人廝殺，但是我覺得那樣解決度了問題，每個人都只有幾分鐘，都是在耍嘴皮子，玩嘴上遊戲而已，我不想再做這種事。」
成名太早不見得是好事，以後要怎麼辦？二十九歲走到台北市新聞處長，這可能比四十歲成名還要可怕！
對於這個別人問、自己也問的問題，羅文嘉認為未嘗不是好事；「太年輕的我就看過太多繁榮、凋敝，看到樓起、樓塌，看過相當巔峰權力核心的那種絢爛，這些東西對我生命的衝擊是更大的，成名太早讓我加速成長，很早就想到我三十歲、四十歲，未來要做什麼，而不需要到了四十歲再問我自己：這些東西真的重要嗎？
我很早就知道什麼東西是真的、什麼是假的，哪些東西是由於你這個人而來的，哪些東西是附屬在你身上的？哪些東西是該珍惜的？現在我認為，一個人到老，最珍貴的就是有一段段的回憶，在年輕的時候創造年老實值得回憶的東西，當你閉上眼睛的時候，你不會覺得你的生命是空白的。
和幾個朋友去泡溫泉，讓我想到孔子和他的學生，想起來很快樂；還有我在澳洲過了一段很快樂的日子，我和昭儀(他的女朋友)兩個人傍晚到海邊的咖啡店、看看書，生命中的這些東西其實滿好的。如果要我為了政治的權力去放棄那些東西，那不是我要的，追求權力的大小，不如去追求生命的豐富與精采與否。」
會不會再幫阿扁？
「我現在還是在幫他打選戰啊！只是和以前不一樣了。
我現在不會把選舉看成一切了，以前那是我的全部，我把我的青春全部投入，相信這個東西實現後，所有的東西都會被改變，現在我不再那麼天真了。
我的熱情沒有消退，只是我知道要用其他的方式去實現，可以在不同的領域去嘗試累積，然後等待一個時機可以真正發光發熱。或許二十年、三十年以後，我們有能力、有條件去承擔真正的責任後，我們可以比上一個世代做得更好，而不會被下一個世代說：你們一點都不進步。」
扮演分身，沒有你和阿扁的組合這麼完美了。
這是因為運用專家和授權的關係。其實我也有犯錯的時候。我覺得發言人就像律師打官司有輸有贏一樣，而且有些案子一開始你就知道會輸，政治上比法庭上更為慘烈，甚至無所不用其極。而且律師有幫當事人辯護的天職，這是律師的倫理，但是發言人的倫理還沒有建立起來，要我一定昧著良心講話實在做不到。我還算幸運，過去幾年多少戰役廝殺下來，還能夠全身而退，算是不錯的了。雖然現在我還有好幾個發言人的誹謗官司在身上還沒解決呢！
現在和阿扁是什麼樣的關係？
「從兩人關係上來講，我是刻意的疏離。但是，我和阿扁的關係像是一種政治的DNA，即使我現在不做分身、不做發言人，甚至不想那麼核心，但是DNA還是在，很多人拼命想擠進核心，但我很奇怪，卻想跑出來，這不代表我不再在乎、或不再關心，只是我自己角色的定位和對政治的思考，我只想做一個專業的角色，我不寄望我從阿扁身上分食或得到什麼東西，也不想承擔太多的責任。
阿扁對我夠了解，但也對我滿頭疼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