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江澤民在大肆搜捕、「審判」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的同時，發表了一篇殺氣騰騰的講話，恐嚇全國人民要把所謂「破壞安定團結政治局面的行為」，「堅決消除在萌芽狀態」！這篇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反法治的獨夫宣言，發表在號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顯然是江澤民對那次會議的侮辱和挑戰！
什麼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新政策？江澤民不是標榜「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嗎？且聽鄧小平怎麼說。
鄧小平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國內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一一六頁）
作為那次會議的主題報告和公報起草人之一，我可以對歷史作證：民主不但是三中全會的主題，而且是促成那次會議成功的原動力。假如沒有當時魏京生等社會民主力量在北京西單民主牆發出改革之聲，假如沒有黨內民主派配合民主牆，在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推翻華國鋒、汪東興的兩個「凡是」，靠鄧小平、胡耀邦等幾個人根本不可能壓倒「凡是」派，實現二十年前的「偉大歷史轉折」。葉劍英在三中全會上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鄧小平也承認，「群眾貼大字報是我國形勢穩定的表現，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當然，對三中全會的背離不自江澤民始。鄧小平掌握絕對權力之後，自己就反反覆覆：從肯定民主牆到逮捕魏京生；從支持胡耀邦、趙紫陽政治改革到支持王震、鄧力群反自由化，廢黜胡耀邦、趙紫陽。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之後，鄧小平患了晚年民主恐懼症，不但不講民主，而且把民主與動亂等同起來。直到江澤民、李鵬體制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對抗「經濟建設為中心」，弄到經濟大滑，鄧小平被迫於一九九二年南巡，也只講到經濟防左為止，終其生不敢再提民主和政治改革。
江澤民上台九年半，他的政治光譜始終擺動在鄧小平、毛澤東之間，即經濟上繼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政治上強化「一手槍桿子（暴力鎮壓）一手筆桿子（意識形態專政）」的毛澤東獨裁體系。
台灣輿論一向對江澤民特殊寬容。無論對內鎮壓、對台威脅，總以「鷹派壓力」為之開脫。今天在共產中國，反胡（耀邦）反趙（紫陽）的左派集團早已凋零，元老干政也不存在，槍桿子、筆桿子都抓在江澤民一人手裡，鷹派就是江澤民自己！
江澤民之對抗民主改革潮流，不是出於理性，乃是出於恐懼，其實他若能順應民意，不再對抗民主潮流，他的地位只會鞏固，不會被「顛覆」。但江澤民沒有這份膽識，他錯誤總結歷史教訓，以為蘇聯、東歐、東亞獨裁者紛紛倒下，問題出在未將自由民主運動消滅於萌芽狀態！所以江澤民絕不放下屠刀。特別在這個世紀末，十一屆三中全會二十周年之後，明年還有五四運動八十周年，胡耀邦去世和八九民運爆發十周年，六四屠殺和江澤民上台十周年，共產中國獨立建國五十周年。這一系列慶典也好，忌日也好，對江澤民來說，每一個都是恐怖的夢魘，都有可能觸動民怨與民憤，發出要求民主、結束獨裁的吼聲。這世紀末的恐懼，將伴隨江澤民進入二十一世紀。
江澤民手裡握有最後一個共產極權制度的龐大專政機器，憑藉槍桿子、筆桿子的雙重暴力，他在恐懼中度過這個世紀末並不太難。然而江澤民的屠刀終究斬不斷自由民主潮流，「抽刀斷水水更流」，這股蓬勃興起的時代洪流，必將在新的世紀淹沒江澤民的末代帝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