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傾向推動的烏克蘭和平方案，可能重蹈《凡爾賽條約》的覆轍。
讓普丁予取予求，不僅打擊歐盟團結，對美國自身經濟也將造成極大風險。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作為英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巴黎和平會議，在那裡，戰勝的協約國，為戰敗的同盟國規定了和平條款。
他心煩意亂地從會議中走出來，正如他隨後在《和平的經濟後果》一書中所寫，「談判代表們專注於短期的政治盤算，包括渴望『懲罰』德國的侵略行為，這將以歐洲長期的社會和政治穩定為代價。」這是一個值得我們今天記取的警告。
凱因斯一九一九年的示警，已被證明有先見之明。簽署《凡爾賽條約》後，三大協約國領導人，無一在位超過三年。接下來的十年裡，歷屆德國政府為履行苛刻的條約而苦苦掙扎，讓德國陷入日益嚴重的不穩定狀態，惡性通貨膨脹演變為經濟大蕭條。經濟的急劇衰退，加上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崩潰，激化了社會怒火，並助長了希特勒崛起。最終，這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衝突。
川普政府似乎準備在烏克蘭戰爭的談判上，犯下類似的錯誤，只是這次，被懲罰的是受害者，而不是侵略者。
基於向烏克蘭提供廣泛的軍事和財政援助，加上在北約中的關鍵角色（北約應該保障歐洲的安全），使美國擁有足夠的籌碼，迫使俄羅斯坐上談判桌。但相較於進行漫長的談判，以從俄羅斯總統普丁手中獲得讓步，川普反倒傾向選擇阻力最小的途徑：給普丁他所想要的一切。
這可能包括，保持烏克蘭不加入北約的協議，甚至可能是削弱對波羅的海國家的安全保障。它還將包括放寬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作為一種甜頭，「保證」烏克蘭和平。但這可能適得其反：解除制裁可能促使俄羅斯重新武裝，加速它重返侵略和破壞的道路。
對川普而言，這是歐洲的問題。當世界被重新劃分為勢力範圍，歐洲的民主國家——包括內部分裂的歐盟——將不得不與俄羅斯競爭區域領導權。事實上，任何衝突後的維和行動，都將由歐洲軍隊獨力承擔。
對烏克蘭來說，若美國退居川普的「美國優先」議程高牆後，意味著毀滅性的結局。俄羅斯甚至可能不需要訴諸軍事行動，就能將烏克蘭納入實質控制之下；單靠假訊息資訊戰，就可以削弱烏克蘭政府的合法性。
至於歐洲其他國家，將面臨一個艱難的抉擇：是將愈來愈多資源投入國防，還是用於因應其他關乎生存的挑戰，例如氣候變遷和人口老化。如何權衡取捨，將成為冷戰結束以來，歐洲領導人所面臨最艱鉅的財政與政治挑戰。
隨著對歐洲安全願景的分歧，歐盟的團結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即使在二○一○年代經濟分裂幾乎摧毀歐元區時也不曾如此）。鑑於歐洲缺乏有潛力或有遠見的政治領袖——這些缺陷早在俄烏戰爭前就已存在——有些歐盟國家可能會被吸引至一個由俄羅斯和中國主導、承諾廉價能源、廉價商品和替代開源技術標準的歐亞集團。無論如何，單一整合的全球經濟時代似乎來日無多。
川普政府傾向擁抱的「烏克蘭和平」，也可能導致國際金融體系分裂。安全保障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元霸權的支柱，也是美國「過度特權」的來源。這就是為什麼俄羅斯二○二二年入侵烏克蘭，美國藉由增強對北約的支持並加強對台灣的安全保障，進一步鞏固了美元的主導地位。
美國拋棄烏克蘭並拒絕北約，再加上解除對俄羅斯的制裁，將產生相反的效果，促使私人和官方投資者尋求美元的替代品。川普推動的關稅政策，不僅會削弱外界對美國的信任，還會惡化美國的經濟前景，加速美元地位弱化的趨勢。
如同凱因斯時代的英國，財政赤字上升、借貸成本增加和經濟成長放緩之間的負向循環，將加強投資者尋求美元替代品的動力。隨著歐洲陷入不穩定，中國可能成為主要受益者。
在巴黎和會上，凱因斯看見了他的同僚沒發現的問題：「《凡爾賽條約》將為新的衝突鋪平道路，『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很快就會有續集。」
同樣的話，也適用於川普政府結束烏克蘭戰爭的計畫。
（編譯：經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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