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龍頭銀行、資產管理公司紛紛撤出聯合國所屬的淨零排放組織，ESG投資也退潮，一個耗用巨大資源，持續三十年卻還無法產生實效的運動，遇到了什麼障礙？
令人震驚、卻也都在意料之中，美國兩大龍頭銀行美國銀行及花旗集團，在二○二四年的最後一天，宣布退出「聯合國淨零銀行聯盟」（UN Net Zero Banking Alliance, NZBA）。
在它們之前，美國最大的投資銀行高盛、龍頭商業銀行之一的富國銀行已率先退出；在它們之後，二五新年上班的第一天，摩根士丹利也宣布退出NZBA淨零聯盟。
不只商業銀行，參與成員層面更廣泛的「氣候行動100+」（Climate Action 100+），也面臨核心成員退出的大收縮。金融巨頭摩根大通、資產管理公司道富（State Street）和品浩（PIMCO）都退出了，全球最大基金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則結束在美國與該組織的合作，降級至貝萊德的國際部門留在氣候行動100+。
長年來，貝萊德執行長芬克（Larry Fink）一直是金融界倡議淨零排放的頭號推手，他在每年一度的《致投資者信函》持續強調淨零、ESG的價值，也積極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COP）。但是，二四年三月芬克的信函中，焦點卻由ESG投資轉向至養老基金，他後來解釋避談ESG的原因是，這個標籤已經「被武器化」，淪為意識形態鬥爭的標籤。
芬克的退縮，是ESG投資退潮或轉軌的標誌事件。
ESG投資退潮，真金白銀的華爾街資金流向就是最真實的指標，根據晨星（Morningstar）的統計，美國以「永續發展」為主題的共同基金，從二二年第二季開始出現淨流出，最新統計到二四年九月依然是淨流出，已經是連續八季淨流出了。
而二一年第三季，曾出現單季發行四十一支以永續發展為主題的新基金，到了二四年第二季，新發行的永續基金數竟然銳減到只剩三支。
至於以投資機構為買方的「永續企業債券」（Sustainability-Linked Bond，又稱綠色債券），過去四年更陷入一路萎縮、幾乎窒息的困境。
二一年第一季永續企業債券全球發行餘額將近一千億美元（不計算本地銀行發行的當地貨幣債券），之後年年萎縮，到了二四年第一季縮水至近一○○億美元。在COVID封城期間被各界看好的永續企業債券，不只沒有成長為主流，反而快速縮水，甚至有泡沫化的危機。
近三年全球「綠色、社會和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則稍見好轉，發行量雖然也比二一年微幅縮水，但標普先前預測，二四年應可微增至一兆美元左右水準。
從○六年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主持的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轟動全球起算，淨零排放成為全球政府與企業競相追求的主流價值，即將進入第二十個年頭。
如果再往前推到一九九七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參加國，在日本京都簽訂《京都議定書》，建立限定溫室氣體排放共識起算，拉升到全球國家層級的淨零排放運動更長達二十八年。
不論是二十年，或二十八年，或是剛剛在二四年十一月於亞塞拜然舉辦的第二十九屆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9），持續多年、不斷吸收大量資源的淨零排放運動，二四年面臨史上最嚴重的逆風。
為何二四年會成為淨零運動史上最大的低谷？許多媒體報導指向「川普」，以及美國共和黨、民主黨意識形態對立的政治鬥爭。
川普在他第一任的任期內，就斥責氣候行動是一場騙局，在二○年十一月退出《巴黎協定》。他的第二任任期尚未開始，但是透過任命頁岩油公司「自由能源」執行長萊特（Chris Wright）出任能源部長，並且組成一個橫跨內政、交通、環保、法規各部會首長都參與的全國能源委員會，由內定內政部長柏格（Doug Burgum）出任主席，確保美國本土能源能在最快的時間開採、輸送、銷售給國際買家。
川普要快速增產美國石油與天然氣，取得全球石油價格的主導權，更藉此作為推動地緣戰略、終結俄烏戰爭最重要的談判籌碼之一。他本來就對《巴黎協定》及背後推動的聯合國意興闌珊，厭惡這些光做表面工夫、儀式性的跨國秀場，自然不會投注資源在聯合國主導的淨零運動上。
另外，共和黨主政、以德州為首的十一個州，在二四年十一月對貝萊德、先鋒領航（Vanguard Group）、道富等龍頭資產管理公司提出訴訟，指控它們藉由淨零排放的議題，造成傳統能源產業的損失，涉嫌違反聯合壟斷相關的法令。德州政府在總統選後立刻提出訴訟，真正的目標當然不是趕走貝萊德等資產管理公司，而是重新打通美國傳統能源產業的資金活水。
貝萊德基金執行長芬克多年來扮演ESG金融的強力推手，但他在2024年致投資者信函避談ESG、缺席COP29等，是ESG金融轉向的標誌性事件。（圖／視覺中國）
除了川普與美國共和黨的政策轉向，更重要的是，經歷了三十年的發展，由聯合國主導的氣候變遷組織，早就長成龐雜的官僚組織，不只效率低落，各國各取所需，還成為地緣政治角力的新戰場。
就以花旗集團參與籌設的NZBA為例，從二一年創設之後，參與成員光是為了執行委員會、祕書長、主席位置就爭吵多年，難有實質進展。
二四年由阿布達比第一銀行的代表出任主席，而執委會成員在國際金融市場排得上名號的，只有西班牙BBVA、日本三菱UFJ銀行，至於美國、歐洲主要的龍頭銀行，則全數缺席執行委員會。花旗、美國銀行、摩根士丹利退出NZBA，雖然彼此維持分手不出惡言的禮貌，宣示將各自發展淨零目標，但是掛在聯合國下方的NZBA自身組織效率低落、小國搶大位的問題，不言自明。
二四年COP29前後十二天的論壇當然還是熱熱鬧鬧，台灣也有許多企業領袖與相關代表千里迢迢遠赴亞塞拜然，但所有大國領袖都沒現身，過往積極參與COP會議的貝萊德、美銀、渣打、德意志銀行，以及一長串跨國企業執行長們，也聯袂缺席。
COP29的核心重點只有一個：「小國向大國要錢」，聯合國推動所謂的「氣候融資目標」，要求已開發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聯合國的報告宣稱，發展中國家要推動淨零，需要已開發國家提供一．三兆美元的資金。
不要說是美國，連歐洲、日本等國家對於「一．三兆美元」這筆天文數字也不買單，與會者行禮如儀卻沒有共識，到COP29結束後才擬出一個「至三五年，發展中國家將獲得每年三○○○億美元的氣候資金」公告，資金來源是捐贈和貸款的混合體，簡而言之，就是一張遠期空頭支票。
中國看到美國、歐洲對COP29大會意興闌珊，趁機拉攏南方小國，中國公布一份資料宣稱，自一六年以來，累計向發展中國家支付超過二四五億美元的氣候融資資金。但是中國經濟陷入衰退、政府稅收大減，連國內的環保補貼都喊停，泥菩薩自身難保，當然也沒有對所謂「氣候融資資金」做出什麼有意義的承諾。
不只美國龍頭銀行、資產管理公司撤出聯合國所屬的淨零排放組織，歐洲的大型企業也積極檢討，甚至公開轉變原本設定的淨零排放時程與手段。
包括德國汽車龍頭福斯在內的歐洲企業，陸續調整、或者放棄先前過於樂觀的減排目標。（圖／達志）
歐洲的龍頭企業也跟美國企業一樣，隨著時間「滾動調整」減少排放的目標、持續延後時程。德國福斯汽車曾高喊在二五年前，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到一五年的七成（減排三○％），如今噤口不提。
總部設在荷蘭鹿特丹和英國倫敦的聯合利華，二四年四月正式宣布「無法單獨完成減塑的任務」。聯合利華還維持三九年達成淨零排放的目標，但是對於旗艦的環保減塑計畫，公司承認「低估了複雜性」，過去宣示的目標實際無法達成。
滾動調整、實質退卻的案例俯拾即是，瑞士羅氏大藥廠（Roche）的永續長承認，辦公室與藥廠生產線所使用的能源，要從傳統能源移轉到生化能源存在實質的困難；衛生紙龍頭金百利（Kimberly-Clark）設定三○年在英國工廠的生產線要使用再生能源，但是電網轉換的障礙，使得這個目標迄今遙遙無期。
絕大多數的企業都將減碳目標調降、延遲、無法依照承諾落實，歸罪於政府、民主國家政權移轉造成的政策不連續性，或是法規朝令夕改等問題。
川普的政策、美國共和黨的反對，歐洲淨零政策推進遲緩，聯合國淨零組織官僚障礙，還有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國政府觀望、遲疑、政策不斷游移，外加不斷爆發的「漂綠」弊案，的確都是問題。然而，真正的障礙則是：淨零排放難以產生實質效益，永續基金、永續債券投入的巨額資金，不只沒有帶來更好的收益，績效還遠遠低於整體市場表現。
一個耗用巨大的資源，持續三十年卻還無法產生實效的運動，面臨轉軌與重新檢討，也是必然。二四年的ESG大逆風，答案就是這麼簡單。
（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 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