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一向是台灣最可敬的對手。經濟上，兩國有相似的發展軌跡；產業上，兩國也常存在競爭關係。
過去十年間，韓國的經濟、貿易、政治、社會，隱然存在環環相扣的病徵，種種症狀蓄積的民怨，因為尹錫悅一場師出無名的戒嚴令而徹底爆發。
細究之下，韓國面對的困境，其實有許多值得台灣借鏡深思之處。
據統計，去年韓國30大財閥營收，約占韓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總量的77%。自2003年起，中國成為韓國最大出口對象，從2010年後已長期處在25%左右水準，遠高於第2大出口夥伴、美國的13%左右。
去年，韓國對中國貿易出現180億美元逆差，這是中韓自1992年建交以來，韓國首度在對中貿易上「虧錢」，中國媒體《第一財經》對此評論：「韓國『過於安逸』地仰賴中國市場。」
尤其，當年中韓自由貿易協定（FTA）上路後，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等多家機構認定，此案一簽，韓國對中出口每年可節稅54億美元，競爭力勢必大增。
回頭來看，韓國高麗大學經濟系教授姜成鎮坦言，在消費性電子、面板、鋼鐵、汽車、石化等許多韓國財團原有優勢的產業，「都已面臨來自中國的巨大競爭。他們快速擴大供給能力，在國內大量生產這些產品。」
說到財閥，不能不提的，就是三星。過去長期是台積電可敬對手的三星電子，1年之間，市值跌掉25%，目前約8.2兆新台幣的規模，已不到台積電的3分之1。
若論拖垮三星的核心因素，依舊脫離不了中國病。業界分析，中國有很多產業都與三星正面競爭，例如手機、面板、記憶體等。相較之下，長於代工的台灣，因為沒有強勢的手機品牌，面板及記憶體產業又早在10多年前就面臨激烈競爭、整併而削減，迄今反而沒有受傷。
當財閥主宰著國家經濟時，大企業的欲振乏力，自然從根部侵蝕著韓國的競爭力。
淑明女子大學經濟系教授申世敦神色鄭重地說：「就業困難，是關鍵問題，目前大概只有10%到20%的大學畢業生能找到正職工作，大多數年輕人被迫接受低薪臨時工作，這導致他們對未來徹底絕望，對政治制度的信任感急劇下降。」
在韓國，有99%公司行號屬於中小企業、雇用全國8成以上就業者。但這些小公司往往也活在財閥陰影下，導致營運利潤受到牽制，通常無法提供員工優渥的薪資待遇，有時新鮮人畢業起薪，甚至只有大財閥上班族的一半，因此絕大多數中小企業雇主長期面臨人手不足困境，員工則只能忍受低薪。
高不可攀的房價，則是扎在韓國青年心頭上的另一根尖刺。
韓國房價高漲的原因在於，文在寅政府對在大都市持有2戶以上的屋主開徵囤房稅，但房東將稅金轉嫁給租客，造成租金上漲；租金上漲後，讓許多年輕人認為「租不如買」，且預期房價會持續攀高，因此蜂擁買房，導致房價愈打愈高，文在寅還因此公開鞠躬致歉。
政大外交系兼任特聘教授劉德海分析，台灣雖有台積電並趕上AI浪潮，但仍須未雨綢繆，思考產業升級，避免經濟過度集中在特定產業或少數企業的弊病。另有學者直指：「若說韓國有『中國病』，台灣出口對中國依賴度達3成，病情更重。」
在經貿政策上如何不短視近利、不過度依賴特定市場；在內政上不採取極端政策，永遠保持彈性，將是韓國這場戒嚴風暴，帶給台灣最大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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