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股神巴菲特延續感恩節傳統，11月25日向4個家族基金會捐贈價值超過11億美元的波克夏海瑟威公司股份，並透露身後99.5％的財產都將捐出。
高齡94歲的「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美國感恩節前夕，捐出價值約11.4億美元（約新台幣370億元）的波克夏股票給4個家族慈善基金會。
巴菲特最新給股東的信也曝光，內容提及，超過1500億美元（約新台幣4.87兆元）的財產99.5%會在過世後陸續捐出。
《美聯社》報導，巴菲特曾表示3名子女將在他過世後10年間分配剩餘的1,474億美元財富，但考慮到孩子們未必能在餘生內消化大批財產，所以也指定繼任受託人，他沒有透露繼任者身分，但表示他的子女都認識，且贊同他們將是不錯的人選。
巴菲特也分享對財富價值觀的見解，以及對後代和其他富有家庭的建議。例如，他引用第一任妻子蘇珊的主張， 「富裕的雙親應該為孩子留下足夠資源，讓他們可以去做任何事情，但不能多到讓他們無所事事」。
他也建議所有父母， 讓家人在他們還在世時閱讀遺囑，以確保有機會解釋如何分配財產的決定 ，並回答孩子們關於遺囑的提問。
以下為巴菲特親筆信全文：
巴菲特致股東信全文（2024/11/25）
今天的捐贈使我的波克夏A類股票持有量降至206,363股，自2006年承諾以來減少了56.6%。在2004年我第一任妻子蘇珊去世之前，我們擁有508,998股A類股票。我們曾長期認為她會比我長壽，並在未來分配我們的大部分財富。然而，事與願違。
蘇珊去世時，她的遺產約為30億美元，其中96%捐給了我們的基金會。此外，她留給我們的三個孩子每人1,000萬美元，這是我們首次給予他們的重大禮物。這些遺贈反映了我們的信念， 即極其富有的父母應該留給孩子足夠的資源，使他們可以選擇做任何事情，但不能過於寬裕以致什麼都不做。
蘇珊和我長期以來鼓勵孩子們參與小規模慈善活動，並對他們的熱情、勤奮和成果感到滿意。然而，在她去世時，他們尚未準備好應對波克夏股票所帶來的巨額財富。然而，通過我在2006年作出的生前承諾（並隨後擴大的捐贈），他們的慈善活動得到了顯著增強。
孩子們的責任
我的孩子們現在完全證明了我們的期望， 並且在我去世後，他們將完全負責逐步分配我所有的波克夏持股。這些股票目前佔我財富的99.5%。
時間總會勝利，但它有時反復無常，甚至殘酷——有時在生命誕生或剛剛開始時結束，而有時則等到近百歲才造訪。到目前為止，我一直很幸運，但不久後，它也將找上我。
然而，迄今避免了它的注視也有一個負面影響。自2006年承諾以來，我孩子們的預期壽命也大大縮短，如今分別是71歲、69歲和66歲。
沒有王朝的計劃
我不希望創造一個王朝，也不追求超越我子女的計劃。我非常了解並完全信任他們。然而，對於未來的世代來說，誰能預見隨著時間推移，可能在截然不同的慈善背景下，後代的優先事項、智慧和忠誠度？不過，我收集的大量財富可能需要比我的孩子們活得更久的時間才能部署。而三個活著且方向明確的頭腦做出的決策，比一個已故之人的指令更為合理。
我已指定三位潛在的接任受託人。他們與我的孩子們都很熟悉，並獲得我們的一致認可。他們年紀也略小於我的孩子。
但我希望蘇茜、霍華和彼得親自分配我的所有資產。他們尊重我對於不辜負波克夏股東、對查理·蒙格和我的高度信任的要求。
統一決策的理由
有錢的朋友們，對我對孩子的極大信任以及可能的接任者感到好奇。他們特別對我要求所有基金會行動必須達成一致決議感到驚訝。他們問：「這怎麼可能行得通？」
我解釋說，我的孩子們將永遠面對來自真誠朋友及其他人的迫切請求。第二個現實是，當請求大型慈善捐贈時，一個「拒絕」通常會促使申請者考慮其他途徑——另一位朋友、一個不同的項目，等等。能分配巨額財富的人永遠被視為「機會目標」。這種不愉快的現實伴隨著這個領域。
因此，我設定了一致決策的條款。這項限制使我的孩子們可以迅速、最終地回應資助請求者 ：「這件事永遠不可能得到我兄弟的同意。」 這個回答將改善孩子們的生活。
當然，我的一致性條款並非萬能——如果有九個或十個孩子或繼子女，這顯然行不通。這也不能解決每年智慧分配數十億美元的艱鉅問題。
給父母的建議
我對所有父母——無論他們是普通家庭還是擁有驚人財富——有一個建議。 當你的孩子們已經成熟時，讓他們在你簽署遺囑之前閱讀它。
確保每個孩子都理解你決定的邏輯，以及他們在你過世後將面對的責任。如果他們有任何問題或建議，仔細聆聽，並採納那些合理的建議。 當你無法再回答問題時，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因你的遺囑決策而感到困惑。
多年來，我的三個孩子經常對我的決策提出問題或評論，我也經常採納他們的建議。我父親當年對我也採取了同樣的方式。
我每隔幾年修改一次遺囑——通常只是很小的變更——並保持簡單。
查理和我也見證了一些案例，富有父母的遺囑在生前就充分討論，反而幫助家庭變得更親密。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滿意的呢？
複利的真正效果
在我寫這篇文章時，我仍延續著1930年以白人男性身份在美國出生時就開始的好運。我的兩個姐妹當然在1920年第19修正案頒布時就被明確承諾將與男性享有平等待遇。畢竟，這就是我們十三個殖民地在1776年的訴求。
如此受惠於我的男性身份，我很早就有信心自己會變得富有。但是我和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想像在過去幾十年裡在美國可以獲得的財富。這令人難以置信，超出了福特、卡內基、摩根甚至洛克菲勒的想像。數十億成為新的數百萬。
當我在大蕭條開始時來到這個世界時，情況看起來並不樂觀。 但是複利的真正效果發生在人生的最後二十年。通過避開各種陷阱，我現在94歲仍在世，擁有巨額儲蓄——可以稱之為延遲消費單位——這些可以傳遞給那些一出生就拿到很短籤的人。
我也很幸運，我的慈善理念被我的兩任妻子熱情地接納並擴大。無論是我、蘇西還是阿斯特麗德，都不相信王朝式的財富。
相反，我們認為，機會平等應該從出生開始，而極端的「看看我」式生活方式雖然應該合法，但不值得讚賞。作為一個家庭，我們擁有我們需要或單純喜歡的一切，但我們從未因為別人渴望我們所擁有的東西而尋求快樂。
特別令我高興的是，許多早期的伯克夏股東也獨立地達到了類似的觀點。他們儲蓄——過得不錯——也照顧好家人，並通過儲蓄的延伸複利，將大筆、有時是巨額的資金回饋給社會。他們的「請款單」正在廣泛地分配給那些較不幸運的人。
懷著這樣的理念，我從二十多歲起就過著我想過的生活，現在我看著我的孩子們成長為善良且有建設性的公民。在許多情況下，他們與我和他們的兄弟姐妹有不同的觀點，但擁有堅定不移的共同價值觀。
小蘇西、霍華德和彼得每個人都比我花更多時間直接幫助他人。 他們享受財務上的舒適，但並不執著於財富。 他們的母親，也就是他們學習這些價值觀的對象，一定會為他們感到非常驕傲。
我也一樣。
※本文授權自數位時代，原文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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