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習為「交流時代」畫下句點！從協商到敵對？回顧美中關係50年：非理性較勁背離兩國人民利益

分道揚鑣的代價將不斷累積，直到在未來某個時刻，那些更具有建設性及冷靜思考能力的人有機會──或是有勇氣──發揮，或者重新發揮影響力。

隨著千禧年來到第三個十年，美國兩個占主導地位的政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與感受在許多方面趨於一致。這種趨勢反映出美國人對中國的普遍看法急劇下滑，在西歐也是如此。

傳統上，美中關係就像一張三腳凳，安全、經濟、文化與外交各為一隻腳。直到二○一○年左右，當其中一隻腳疲軟無力時，其他兩隻腳須有能力承重。但在二○一○年後，安全問題從作為交流與建交關係的支柱，逐漸轉變對兩國充滿摩擦的主因，正如馮稼時(第二章)、傅立民(第十一章)、高龍江(第三章)及趙文詞(第五章)在各自章節所詳述。

大多數的社會更傾向於優先考慮安全，將其置於其他考慮因素之上，因此在安全問題日益嚴峻的情境之下，北京與華府去化解各種針對美中關係的牢騷或者不滿的動機或理由，也日益減少。

新冠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華府與北京，貿易、金融及教育關係逐漸深陷安全焦慮之中(參見本書戴博的第十章)，更別提這些領域本身也早已變得衝突不斷。兩國的整體政策，都與支持雙邊關係的對方支持者愈走愈遠。在美國，北京逐漸疏遠美國商界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到二○一六年，美中關係中的安全、經濟、文化與外交三隻腳同時變得不穩定，這是過去近三十年來從未發生過的。

接著，從二○二○年第一季起，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巨幅放大對中國負面的看法，因為美國咸認中國是疫情的起源地。一開始北京試圖掩蓋並淡化這一點，後來才勉強與世衛組織合作。可以預見的是，美國對北京最初新冠病毒反應的批評，被解讀為華府企圖羞辱中國及其人民。

在美國，美中關係三支柱削弱的背景是眾人根深柢固的成見：兩國經濟關係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公平的、缺乏互惠性；展望未來，中國成為法治、人道主義國家的前景也似乎愈來愈黯淡，而美國商界也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正在開倒車(本書由艾倫撰寫的第六章與諾頓的第七章皆直接談論了此問題)。

北京當局愈來愈擔心美國可能永遠不會將中國視為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國，甚至會試圖破壞中國政權之穩定──歐巴馬政府二○一一年的「重返亞洲」政策，還有拒絕接受當時新上任的習近平關於「新型大國關係」之呼籲，成為北京理解美國檯面下目的的典型代表。

這種負面觀點在中國十分普遍，中國人民認為：中國如今更強大且更值得尊重，美國須表現一定程度的敬重；相對地，美國的衰落(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暴露了出來，華府也需要因應和調整。在美國，中國的虛張聲勢使得美國民眾更加擔心北京將會考驗華府的決心。

隨著川普與習近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掌權，這一切都達到了頂峰。兩位都是民粹主義型領導人，都不像他們的前任那般熱衷於交流；兩者都減少對專家與技術官僚的依賴，取而代之的是集權式的強人政治管控。

交流的消逝 從消除疑慮到威懾遏制

我將交流時代的期間定義在一九七一至二○一六年左右，這幾十年間的交流主要的特徵是具有某種延續性。美中之間獨特的互動模式定義了這個時代，當時美國盛行(儘管未被普遍接受)某種態度、目標及政策傾向。我將這時期視為一個整體，藉以強調持續了四十五年的核心特徵──以政策的壽命而言，這是一段相對較長的時期。

一九六九年初尼克森總統上任後不久，便採取嚴肅而漸進的態度展開與毛澤東的接觸，進而開啟了交流時代，但隨著川普與習近平的上臺，交流時代畫下了句點。儘管八屆美國總統政府(尼克森、福特、卡特、雷根、老布希、柯林頓、小布希、歐巴馬)與四屆北京政府(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存在顯著的差異，美中的互動模式從本質上來說是連續一致的。 

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兩國互動時的限制一直比美國更多，這種經濟、教育與文化交流，仍大幅地擴展到兩國間參與交流的部門、個人、機構與政府單位，正如本書相關章節所述一般。自然地，我們社會內部與社會之間的參與者愈多，複雜性及衝突點就愈多，但「交流愈多穩定性愈高」是整體時代的假設。

儘管危機及嚴重事件屢屢發生(如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一九九五年與一九九六年的臺海危機、一九九九年貝爾格勒的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誤炸事件，以及二○○一年南海的美中軍機擦撞事件)，而且就戰略而言中美雙方互不信任，但它們並未將對方定義為最嚴重的國安問題。

漸漸地，由於愈來愈多事件發生，加上解放軍實力日益提昇，中美雙方在安全方面的策略都變得愈發保守。當美軍深陷中亞與中東問題的泥沼時，北京察覺到美國衰落的跡象，甚至已達日薄西山的程度。二○○八至二○○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鑑於中國當時有能力有效刺激國內成長並良好應對全球貿易與金融風暴，讓北京認定美國的實力已大幅衰退。

不過，北京也擔心華府可能會因中國實力增強而變得更加挑釁好戰，因此中國與日俱增的自信心隨之逐漸踩了煞車。

21世紀初期 透過經濟相互依存

但就美國而言，華府僅能眼見中國的軍事、經濟與實力急速成長而乾著急。如諾頓在第七章所言，「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我自己）無法預見中國崛起為經濟超級大國後，所帶來的巨幅變動」，也無法預見其變動速度之快。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北京有意非法取得智慧財產權，並在美國競爭優勢最大的中國市場排擠美國。為達上述目的，中國利用其龐大的國內市場誘引外國企業，以獲取必要的技術轉讓。

但撇開弦外之音不談，在整個交流時代，兩國公開宣布的政策與整體戰略，都強調消除疑慮而非威懾遏制(reassurance rather than deterrence)，並且著重於透過雙邊關係實現國內經濟目標。事實上，二○○一年美國遭受恐怖襲擊，一時間推進了美中安全關係合作，如李侃如與董雲裳合著章節以及傅立民撰寫章節所描述。

甚至在二十一世紀首個十年末尾，全球金融危機也突顯了華府與北京在各自的宏觀經濟政策方面合作以維持全球經濟成長與金融穩定的重要性。儘管美中之間長期存在諸如商品貿易逆差擴大、匯率、市場進入、非關稅壁壘、技術轉移與智慧財產盜竊等問題，但雙方都認為擴大雙邊經濟關係對兩國關係具有重要的正面影響及穩定作用。

在這一時期，透過經濟相互依存建立安全與繁榮是主流想法。在交流期間，企業界看到的是業務問題，而非戰略衝突。事實上，商界普遍支持與北京的正常貿易關係，也支持中國在二○○一年加入世貿組織。

川習上任後 兩國關係急遽質變

在歐巴馬與胡錦濤政府末期，各方對交流時代的意見都愈來愈多──例如北京在南海強勢推進，以及華府的「重返亞洲」(後來稱為「再平衡」)──而川普與習近平時代的到來，使兩國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強人之間的互動成為雙邊關係的顯著特徵，且兩位領袖的作風都與前任背道而馳，著實令人不安。

雙邊關係多方面惡化，政府間、部會間既有廣泛而定期的對話，以及活躍而相對無拘束的非政府組織對話，都已大幅減少。威懾力量與軍備競賽已經壓倒了透過軍方交流與對話試圖消除的疑慮，其中一個跡象便是使用「侵略」(aggression)一詞來描述中國的行為，而非使用「強硬的對外政策」(assertive foreign policy)之類較為溫和的措詞。

在美中兩國治國方略中，強制手段占據了主導地位，而外交與文化交流方面則退居二線。華府與北京針鋒相對地對彼此的出口商品上徵收報復性關稅，使互惠互利的概念名譽掃地，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龐大的經濟與商業關係正遭受來自政治的砲火，華府追求「脫鉤」，而北京則追求「自力更生」(self-reliance)。

隨著美中關係進入二○一九下半年，中國對香港的權力行使(愈發嚴厲的聲明與過當的港警執法)以及對新疆的行動〔「再教育」營(＂reeducation＂ camps)〕，成為主要的爭議焦點，對臺灣的壓力也增加了，中國甚至試圖影響二○二○年的臺灣總統大選(但未成功)。面對香港數月的動盪及中國對香港自治運動的更多限制，在二○一九年十一月，美國國會通過並由川普總統簽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北京並未讓步，反而在次年年初逮捕許多年長一輩的香港民主推動者，並實施了一項可對外國人執法的《國安法》，該法條適用於在香港及中國境外活動的外國人士。在二○二○年八月，華府派出自一九七九年以來最高級別的官員──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cretary)亞歷克斯‧阿札爾(Alex Azar, 1967-)訪問臺灣，激怒了北京。

視對方為主要的外部安全挑戰

北京與華府現在都將對方定義為主要的外部安全挑戰。川普總統以「國家安全」為由將中國從關鍵供應鏈中驅逐出去(例如華為；雖也嘗試針對中興通訊但最終失敗，換來的是中國的以牙還牙)。中國實際上也已經將美國最具競爭力的網路公司(例如Google及Facebook)排除在其龐大的國內市場之外，但同類型的中國公司卻在美國及全球地區獲致成功。

習主席使用毛澤東的「自力更生」法寶，以應對對美依賴的焦慮，無論是在糧食還是關鍵技術方面。二○一八年九月，《中國日報》刊登了一張習近平與一群農民工的合照，讓人想起文革期間毛主席與農民的著名場景。這張照片的說明寫道：「因中國在國際上面臨單邊主義抬頭及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習主席強調自力更生的重要性──糧食要靠自己，實體經濟要靠自己，製造業要靠自己。」

華府與北京正在相互較勁，雙方都採取更為嚴格安全、重商主義及進口替代的政策，同時因各自對間諜活動與推翻政權的恐懼而限制了知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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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與中國共舞：美中關係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