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專家，辛辣直擊2024中國面臨的十大危機！

如果用積惡成習、近墨者黑、不平則鳴，來形容二○二四年中共繼續面對的危機，可謂一字不差。在此之前，我提出了二○二三年中共的十大危機，這一年來危機沒有化解，反而繼續惡化。面對未來，中共政權依然四面楚歌、危難重重。

第一危機：美中脫鉤斷鏈

二○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美國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發布一份兩黨議員連署的「大型意見書」，這份長達五十三頁、內含一百五十項清單的報告，名為「 reset, prevent, build」。這份報告以三大重點提供立法建議，分別為「重置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遏制美國資金和技術流入中國為其軍事擴張與人權迫害提供助力」，以及「重建美國的技術領先並與盟友共建具有韌性的經濟聯盟」；我把它概括為「三個斷」：貿易斷鉤、資金斷供、技術斷流。

這份報告進一步呼籲，切斷美中之間的經濟和金融聯繫，包括取消二十多年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美國給予中國的「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這份有史以來最完整、我將其稱之為「抗共保美」的清單，目的在切斷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資本和技術流動。這份報告的關鍵詞落在：「經濟上依賴一個利用黨國力量進行經濟競爭的戰略對手，對美國構成嚴重風險。」實際上，這份報告是建議美國與中國必須脫鉤斷鏈。

不論這份報告是否將成為重置（reset）美中關係的具體政策，至少證明美中關係至今沒有得到緩解，甚至持續惡化。儘管習近平在二○二三年十一月舊金山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中，向美國總統拜登表達了「願與美國結盟並做美國朋友」；但習近平這種翻轉和變身，有人稱之為「微笑外交」，實際上是「面具外交」，已經被視為外交姿態的矯情表演而不被國際社會所信任。換言之，美國不吃「習近平這一套」。

我估計，二○二四年以後，美中關係將從「去風險」走向「戰略性脫鉤」，再到「大面積斷鏈」，理由是中國對美國已經做出「終極對抗」的戰略準備。

依據《紐約時報》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報導，從衛星監視圖可以看出，中國正祕密恢復和增建已經廢棄達六十年的新疆「羅布泊核子試爆實驗場」。在增建項目中，新挖掘了深達五百三十六公尺深的「豎井」，還包括新挖隧道、鋪路、蓋新建築群等等，顯示中共正在準備一場你死我活的美中核武決戰。

實際上，有不少人懷疑，二○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發生於甘肅、青海規模六．二的地震，可能正是羅布泊祕密核子試爆所造成的「核爆地震」，理由是這次地震是一種「底層擠壓型」的地震，以致造成青海省出現「砂湧現象」—地下含水量沙層遭擠壓破土而出後形成泥流，間接證明甘肅地震極可能是一場「人造地震」。

中共一旦走向與美國的「核武競賽∕核對抗」，必將重蹈當年蘇聯與美國進行核武競賽而導致「國窮民困」的覆轍。特別是在中國未來十年處於「低度經濟增長」的局面下，這種窮兵黷武的戰略瘋狂，必將使中共重演蘇聯解體的命運。

第二危機：陷入南海戰爭

儘管二○一六年海牙國際仲裁法院做出中國對南海所謂「歷史性權利」之主張為無效判決，但中共既不承認此項判決，也從未停止對南海島礁的軍事化行動。由於中共始終主張擁有南海九○％海域的主權，這幾乎觸怒了所有南海主權聲索方。二○二三年十二月，中共海警船與菲律賓補給船分別在黃岩島和美濟礁發生對峙和衝撞事件，使南海的緊張形勢迅速升高，甚至瀕臨戰爭邊緣的狀態。

自一九九五年起，中共就占領了美濟礁，並開始在此填海造島，建造軍事設施。一九九九年菲律賓占領了仁愛礁，與美濟礁遙望對峙。二○一二年中國控制了黃岩島。隨後，自二○一八年起，中共就開始向美濟礁、渚碧礁和永暑礁部署了反艦導彈和防空導彈，並經常對菲律賓進行包括圍堵、禁航、驅離和衝撞等等戰術攻擊行動。

中共的目的，一方面試圖驅離美國在此一地區的影響力，一方面試圖打擊西太平洋包括關島在內的美國及盟軍的軍事基地。然而，美國和菲律賓自一九五一年起就訂有《美菲共同防禦條約》，隨時可以啟動對付中國的侵犯；近期，兩國又訂立了《美菲加強防務合作協議》，只要中共對菲律賓的攻擊造成傷亡，就會受到美國的反擊。另外，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也尋求日、韓、印度等國的協助，除了已經允許美國駐軍之外，還提出菲日兩國相互駐軍的構想。未來如果南海危機繼續升高，極可能在這一地區爆發一場針對中國的「圍中之戰」，中國必將遭受「新八國聯軍」（美、菲、日、韓、印度、澳、英及南海島國）的集體圍剿。

第三危機：異化的民族主義

從一戰結束到二戰期間，特別是德國納粹主義、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過程，說明了一個「（自認）屈辱性的強權國家」在面臨內外交迫、經濟封鎖、地位競爭與國際孤立的困境之下，最容易形成一種瘋癲的、失控的、叫魂的民族主義，並且進一步採取「報復性外交」或「無理性侵略」來展現一種「雪恥復國」的強勢立場，乃至危害現有的秩序與穩定。「雪恥復國」向來是獨裁者最有用的法寶，這就給了獨裁者採取以軍事對抗來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絕佳理由。中共現在正處於一種「以民族主義進行報復性擴張」的失控狀態：一方面實施極端的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一方面實施同樣極端的對外擴張。

依據《自由時報》報導：二○二三年十二月，日本一家「中華西太后」中式料理餐館，由於在疫情期間於門口張貼「禁止中國人及韓國人入內」，遭到旅日的中國網紅「油頭四六分」的騷擾。事件曝光後，立刻在社交平台掀起熱議，日本反中情緒再度升溫，不少日本網友都高喊「中國人滾出去」。另外，最近發生一起中國小粉紅擰了一把鼻涕，塗抹在台灣駐教廷大使館的招牌上的事件。這種「素質」，我稱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民道德」！

「小粉紅現象」其實就是一種「中國民族主義的武器化」，我把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小粉紅稱為「地球人渣」或「兼職土匪」。問題就在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始終受到中共的組織、規劃和鼓動；但是失控的民族主義，也會轉過來使「操縱者失控」。

一方面，由於操縱者對民族主義的控制能力不足，導致操控者被民族主義驅使和綁架，造成「腦熱」與「蠻幹」的冒險行動。另一方面，在習近平強力洗腦並洗出一些「腦殘粉紅」之後，這些粉紅反過來逼迫他們的領導人不得向世界示弱服軟、不得向敵人低頭示好、不得對反華勢力妥協退讓。這種現象我稱之為「異化的民族主義」（alienated nationalism），這將使得中國無法走出民族主義的精神毒癮、無法邁出與世界友好合作的步伐，乃至走向一種不計後果的「全球對抗」。

第四危機：全社會通貨緊縮的來臨

通貨緊縮是指「貨幣供應量少於流通領域對貨幣的實際需求量」，也就是「社會消費支出不足」，從而引起的商品和勞務的貨幣價格總水平持續下跌的現象。長期的貨幣緊縮會抑制投資與生產，導致失業率升高與經濟衰退。

中國二○二三年十月分通貨膨脹率是負○．二％。自從二○二三年四月以來，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一直都徘徊在○％；在七月數據掉到負○．三％之後，八月、九月看似改善至○．一％和○％，但十月分再度出現負值。至於「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率更是連續十三個月負成長，該年十月分為負二．六％。

依據中國官方二○二三年十月分統計，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用來衡量消費者購買能力的變動），以及「生產者物價指數」（用來衡量生產的產品價格的變動），雙雙出現下滑。換言之，即使商品總體價格下跌，消費者依然不敢消費。其中 PPI下滑更為嚴重。兩項指標，都顯示中國將持續處於嚴重的經濟衰退之中。

第五危機：中南海權力震盪

火箭軍事件 、李尚福事件、秦剛事件與李克強猝死事件相繼爆發，各方認為這是習近平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而進行一連串的「權力大清洗」，其結果表面上習近平以「剷除忠臣」的方式鞏固了自己的獨裁地位，但實際上卻失去了人民的忠誠與信任。

習近平已經進入「晚年執政」的階段。在共產黨歷史中，領導人往往年紀越大越危險、越失控，一方面恐懼生命苦短、時日不多，一方面充滿「壯志未酬」的焦慮感，我把它稱為「老年危機症」。史達林如此，毛澤東如此，習近平也是如此！

習近平的疏失，不僅在於改變中共的「傳統黨規」，更在於不願建立「接班人」制度。這就會產生一種「兩怨危機」：民怨與黨怨。一方面，當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以及中共前總理李克強相繼死亡時，人民心中普遍產生一種「可惜不是你」的怨嘆；一方面，雖然這樣的反諷有點惡毒，但也顯示一旦習近平有什麼三長兩短，必然提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衍生「爭奪接班人」的局面，隨後到來的必是「爭奪最高領導人」的權力鬥爭。

最近習近平發起了一場「新評毛澤東運動」，藉「捧毛」來墊高自己搖搖欲墜的地位。特別是在去年的「權力大清洗」中，習近平清洗了自己親自提拔的人，不僅證實了「伴君如伴虎」，更造成「伴君如送死」的恐懼感。這是一種「黨性壓死人性」的無良政治，也就是「靠習近平越近，死得越安靜」。可以預見，來自民間自發的「反習」聲浪將「由小到大」地出現，來自黨內「逼（宮）習」的奪權力量將「由暗到明」。換言之，在習近平威信掃地之下，「中南海的權力震盪」很可能發生，其慘烈情況更是難以預料。

第六危機：深陷國際孤立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召開了「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再度提出「鬥爭口號」：敢於鬥爭、敢於亮劍、積極備戰等等，重新恢復「戰狼外交二． ○版」，這必將使中共再度陷入史無前例的國際孤立狀態。這包括美國將「重置」（reset）中美關係；在南海挑釁以致造成印太國家「聯合抗中」的態勢；不公平貿易與企業補貼政策，導致歐盟準備採取「反補貼調查」等等。我把這種孤立概括為「三重孤立」—「美亞歐」三個區域性孤立的狀態。特別是美菲之間加緊軍事協作關係，隨時啟動《美菲共同防禦條約》以及《美菲加強防務合作協議》；另一方面，越南也開始倒向美國，成為美國「友岸外包」 的對象，以及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然而，中共依然叫囂「武力統一台灣」，造成了全球一致反對中共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壓力。換言之，中國從區域孤立到全球孤立的局面必將出現。

中共現在面臨的外交局面就是：大朋友都跑光了，只剩下一些「小朋友」，例如北韓、伊朗、俄羅斯和緬甸這些受到制裁的「流氓國家」。這四個國家已經被世界視為「邪惡軸心」，是破壞國際體系的「麻煩製造集團」。換言之，中共的國際形象已經跌落谷底，陷入一種「塔西佗陷阱」，已經無國際誠信與國際號召力可言，成為眾所公認的「國際公敵」。

第七危機：歐中貿易戰一觸即發

二○二三年十二月七日在北京召開的「歐中峰會」，會議既無結論，也無共識，至此歐中關係已經撕破了臉。中國擺明了不會在俄烏戰爭中支持歐洲，也無意在歐中貿易失衡問題上做出讓步。

歐盟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已達到四千億歐元，歐盟認為這既是「不可持續的」，也是「不可忍受的」。目前，歐盟已經開始對中國進行「電動車的反補貼調查」，預計將在二 ○二四年下半年公布調查結果，估計中共的貿易補貼政策必然是證據確鑿。在此同時， 歐盟也自二○二三年五月十七日啟動「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對中國進入歐盟的產品實施「碳關稅」。如果中共不願在貿易補貼和不公平競爭問題上做出讓步，極可能遭到歐盟進一步的貿易制裁，失去大部分的歐洲市場，甚至引發繼川普之後的另一場對中貿易戰。

第八危機：官僚失能，治理失敗

疫情高爆發：白肺疫情

由於疫苗效力的低落、醫療能量的不足、公共衛生條件的落後，使中國處於疫情高爆發、大規模傳染、死傷較嚴重的情況。在新冠疫情持續三年「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之後，中共當局並沒有吸取教訓和謀求改進，這就是「官僚躺平」的現象。在中共這種缺乏民意監督、權力制衡，僅僅只有「黨內問責」的體制下，這種每逢疫情就哀鴻遍野，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災難常態化：貴州地震與杜蘇芮颱風

最近甘肅發生規模六．二的地震，人民在房子倒塌時衝出戶外避難，在零下十度的低溫下坐以待斃，顯示中共當局的災難防治非常疲軟和落後。有人甚至懷疑，這場地震是中共進行祕密核子試爆所導致的「人為地震」；加上更早之前杜蘇芮颱風襲捲中國華北地區，造成重大災難。在這些災難中，中共官員採取的是「保中央、不保人民」的立場，地方政府採取的是「保維穩、不保救災」的態度，這幾乎等同於「官僚殺人」，至今積累的民怨沒有化解。

第九危機：資產三流失（財政、投資、人才）

財政部分

二○二三年中國的各種經濟數據中出現了一個關鍵指標，那就是政府的月度財政公共預算出現了明顯下降。實際上，自該年五月分起，中共的月度財政收入的增量開始下滑；到了八月，財政收入增量出現了負值，同比二○二二年八月短少了六百億人民幣。

財政萎縮的主因，來自各種稅收的減少。依據二○二三年一月至八月統計，消費稅下降九％，顯示民生消費確實出現萎縮；企業所得稅下降七．六％，顯示企業的利潤下滑；個人所得稅下降 ○．一％，幅度雖然不大，但也顯示人民的所得出現剛性下降。另外，進口貨物增值稅和出口退稅同時下降，顯示出口無力；印花稅下降八．九％，其中證券交易印花稅下降二九％，是金融活動疲軟的表現。此外在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都同時下降，顯示房地產處於疲軟蕭條的階段。

投資部分

依據二○二三年第二季度的統計，中國境外對華直接投資創下了一九九八年以來的最低值，僅僅維持四十九億美元，與二○二二年同期相比降幅達到八七％，目前這個數字已經達到九二％，顯示外資幾近全面流失。相對地，在中國對外投資方面，相較於二○一六年暴跌了二五％。

換言之，中國同時出現「內外投資雙流失」的現象，也就是一方面出現外國對中國投資金額低於中國對外投資額，一方面也出現中國對外投資幅度的下降，綜合起來就是「撤資大於新增投資」的趨勢。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二○二三年十一月三日公布的第三季「國際收支統計」，外資第三季直接投資總額為負一百一十八億美元（約新台幣三千七百九十億元），為一九九八年建立統計以來首次出現負值。另依據《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的估計，中國習慣於模糊和灌水的國際收支數據，實際上可能掩蓋高達五千億美元（約新台幣十五兆六億五千萬元）的資金流出。

另依據「中國美國商會」二 ○二二年秋季的調查顯示，六六％的會員企業將「中美關係緊張」列為中國市場最大的商業風險。另一方面，「中國日本商會」在二○二三年九月針對會員企業所做的調查顯示，近五成的會員表示「二 ○二三年不投資」或「將比二○二二年減少投資」。

人才部分

《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二○二三年七月五日發表一份調查報告，中國的「淨移民」人數在二○一八年已接近三十萬人。所謂「淨移民」，是指一段時期內移居到國外的移民總數減去每年移居到國內的移民數量（移出減去移入）。這些移民，大多數是富人或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也就是所謂「高淨值個人」（資產超過一百萬美元）。從數據來看，二○一七年富人的淨移民人數超過一．一萬人，二○一九年超過一．五萬人。若單純從富人流出的數據來看，二○二二年有一．八萬富豪移出，二○二三年有一．三五萬名富人離開了中國。

淨移民的增加，也反映了外國人才流入的減少。中共官方數據顯示，二○二○年上海和北京的外國居民僅為十六萬三千九百五十四人和六萬二千八百一十二人，較二○一○年分別下降了二一％和四二％。

人才流失，必然造成資產外移、技術流失、經濟倒退、社會退化等等危機。

第十危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二○二三年十二月發布「中國經濟危機展望」，如果中國不能在短期內解決「房地產價格暴跌所引發的金融危機」，按考慮到物價波動的實際增長率來看，一％左右的 GDP低增長將形成「常態化」。換言之，中國要想達成「到二○三五年 GDP翻一番」的目標，將非常地困難。綜合各方的分析，未來十年中共的GDP增長率將處於「 ○％至三．五％」之間「低檔徘徊」和「增長乏力」的狀態，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並在人均 GDP達到中等收入水準後，出現了停滯或「卡關」的狀態。這種停滯狀態表明，既無法在技術上與「先進經濟體」競爭，又無法在工資成本上與「低廉經濟體」競爭，造成經濟始終「上不上、下不下」的狀態。

未來，如果中國不能維持平均每年六％至七％的 GDP增長，若合併技術創新的不足、「黨管經濟」以致擾亂市場的自主與活力，加上貧富不均與人口老化，中國必將跌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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