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芝浩提出的解決方法，是應付流動性停滯的必要措施。我們希望這個方法可平息市場恐慌，穩定局勢，而且不必刻意維持金融繁榮。
我們不希望向金融體系提供過多政府援助措施，而是維持在保護整體經濟的必要程度。
資本主義仰賴「創造性毀滅」。如果有人製造出更厲害的捕獸夾，那麼原有的捕獸夾製造商就要適應或被市場淘汰。自動汽車廠取代二輪馬車廠，隨後市場會決定哪些自動汽車廠可以生存。相同原則通常也可應用至金融企業，強大、機智而且可靠的金融機構得以蓬勃發展，不負責任與管理不當的金融機構則遭汰除。一般來說，企業倒閉是好的現象，因為可讓倖存者行事更加謹慎。在危機的早期階段，關於違約的假設應該是讓私人金融機構面對自身錯誤的結果，雖然他們通常都會呼籲政府出手協助；而政策制定者也會受到壓力，必須採取行動證明自己「確實聽見了民間的聲音」。不是所有的泡沫破碎或市場崩潰之後，都會造成大災難。我們確實可讓金融大火燃燒片刻，只要能夠控制損傷程度；火焰可以清除矮樹叢，提升金融森林的韌性。在某種類型的資產泡沫結束後，必然會有一定程度的金融損失，但是若想避免所有的去槓桿化或維持根本無法維持的繁榮，只會適得其反。
然而，嚴重的金融恐慌通常無法自行修正，如果恐懼和不安獲得太多動能，火勢就可能失去控制。假設政策制定者的反應過慢—因為他們不認為這次的危機很危險，因為他們太在意避免道德風險，或因為他們過於擔心政治上的結果—恐懼就會慢慢吞沒謹慎堅強的投資人與魯莽脆弱的投資人，同時傷害無辜的旁觀者及建立過多金融槓桿的投機者。恐懼有傳染性，正如墨西哥在1990 年代的債務問題導致市場質疑其他新興拉丁美洲經濟體發行的債券，造成所謂的「龍舌蘭效應」（Tequila Effect），2007 年的次級房貸違約問題也讓市場懷疑應該更為安全的Alt-A 房貸3，甚至包括主要房貸，影響了最大的借款人。以健康的市場調整機制來說，讓不負責任的投資人承受痛苦與對整體金融體系造成無差別傷害的恐慌之間，只有模糊且難以分辨的界線。面對金融危機，我們不應訴諸絕對自由市場主義或道德風險純淨主義，因為系統危機對於借貸、工作以及收入都會造成嚴重的風險，而處理金融體系風險幾乎都要仰賴政府的主權信貸取代私人信貸，讓政府的金錢承受風險，也因此必然會導致一定程度的道德風險。這種處理方式很混亂，也令人討厭，但勝過金融體系出現內部崩潰，造成經濟陷入混亂。
投資人永遠都會施加壓力，要求中央銀行提出更多刺激市場的措施；也永遠會有政治壓力要求中央銀行減少措施，讓投機者學到教訓。柏南克並不想傳達出讓陷入困境的金融市場知道中央銀行將會提供無限制援助的訊息，進而出現所謂的「提供賣權的柏南克」（Bernanke Put）之稱，但他絕不希望金融崩潰徹底扼殺信貸並重蹈1930 年經濟大蕭條的覆轍。真正的挑戰在於釐清金融體系真正需要的援助金額，而不是聽從金融市場想要獲得的援助金額。政策制定者不能相信他們從市場參與者口中聽到的所有資訊。即使信用最好的人，都有可能提出對自己有利的說法， 無論是否有意為之。但是， 我們的彭博終端機（Bloomberg Terminal）無法提供理解金融市場風險持續增加的所有必要資訊。我們持續用電話聯絡在其他機構與其他國家的對應人，也定期和紐約與全美各地負責營運大小金融機構的執行長溝通。有時候，他們會讓我們知道客戶目前的資金流動程度及銀行方面的想法；有時候，我們只是需要從他們的聲音，確認他們害怕的程度；有時候，他們故作自信；有時候，則是請求援助。他們通常都不太清楚眼前的風險。我們必須釐清所有混亂與自私的訊息，才能決定何種行動符合公共利益。
如果銀行家必須證明自己有信用
第一個要求聯準會直接提供協助的公司是全國金融公司，該公司是在房市繁榮中建立超額槓桿的典型代表，金額高達2000 億美元。在2006 年時，全國金融公司建立的房貸比例為全美五分之一，但在金融危機剛開始時，全國金融公司債務金額的保險費用在1 個月之內提高了800％。執行長安傑羅．莫茲羅（Angelo Mozilo）堅持公司運作正常。有些分析師認為全國金融公司的資金流動性正在逐漸萎縮，莫茲羅則批評他們就像在電影院中大喊「失火了」的人。但是，正如白芝浩的著作所說，恐嚇是無法恢復市場信心的。「每位銀行家都知道，如果他必須證明自己的信用，無論他的論述多麼高明，事實上他已經失去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