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共產、專制，很容易被善惡一刀切，事實上，生存在時代中的人們，卻往往要為歷史忍受新制度分娩的陣痛。
他母親原本是小學校長，那所學校位於偏鄉，只有三十位學生。在資本主義社會，每件事情都要經過「計算金錢」，因此這所學校被判定營運不符成本而遭關閉，學生每天由巴士接送通勤到鎮上讀書，去一個他們毫不熟悉、沒有安全感的地方讀書。母親失業、許多老師失業，這也讓他的母親難免偏愛共產時期的波蘭。
當時很多人頓時失業，波蘭許多礦脈被迫關閉，過去礦工被視為專業技術，領取高額報酬，但當波蘭加入這個世界經濟體系，在資本主義規則中，給礦工很高的薪水變得不合理了，「合理的行為」是從其他國家買更便宜的煤礦，對許多失業者來說，當時是一場慘劇。
沙博爾夫斯基說，「你無法責怪他們對於發生的事情不高興，但那不代表他們喜歡共產主義、喜歡史達林、喜歡列寧，甚至說他們反對自由的生活，不是這樣的，他們只是不喜歡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
他特別強調，「我從來沒說共產主義是好的體系，我想說的是，不是什麼都跟錢有關（it’s not all about money）。」生活在那時代的人們，有時很勇敢，有時只希望安穩度日。
在廚房打滾過 累積獨特素材
一罐「可樂」的記憶，已經能看出，沙博爾夫斯基對歷史的複雜性，擁有獨特的視角。其實，他很早就對「新聞」產生興趣，大學時他選擇進入華沙大學新聞系與政治學系；不過，在他正式幹記者這一行前，是位「廚師」。
「廚房對我來說，一直是一個amazing place（驚喜的場所）。」大學畢業後，沙博爾夫斯基把家當全搬到丹麥哥本哈根，從洗碗工做起，很快升上廚師助理，接著就成為真正的廚師。
然而，對世界的好奇心，以及對報導的渴望，終究將他拉回新聞這條路。「當記者一直是我的夢想。」他熱愛旅行，每到一座城市，貼著住處窗戶往外看，「就不禁在心裡想著這裡的人們是怎麼生活的？他們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呢？」
於是，當機會一來，沙博爾夫斯基很快下定決心，回波蘭到報社實習，不過，沒有薪水。
成為記者後，他不但擅長「報導」，更善用自己對廚藝和食物的專長，發展出一套視角獨特的絕活，透過側訪曾為獨裁者工作的人，來還原他們的真實面貌。
他開始尋尋覓覓，「不知道是我太天真還是太笨！」這些「獨裁者」、歷史人物身邊的人哪有那麼好找。他想找伊拉克前總統海珊最後一任廚師，那名廚師一聽說一位奇怪的波蘭人要找他，愈躲愈遠，「為獨裁者烹飪的廚師，不能對外說老闆喜歡或不喜歡吃什麼，所有事情都是最高機密，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講出來才能活到現在。」
耗時三年，他才終於找到那位廚師，一次又一次珍貴的訪問，也為他累積大量的報導素材。最後，沙博爾夫斯基從一名不支薪的實習記者，一躍成為最受矚目的報導文學作家。
就像衛城出版社總編輯張惠菁說的，他的作品和人一樣，充滿黑色幽默，這種幽默並不淺薄，總能體察權力暗影中的幽微人性。歷經波蘭政治轉型、母親失業、家庭顛簸，造就了敏銳鮮活的沙博爾夫斯基式報導文學。
波蘭作家沙博爾夫斯基（舞台中）在台北國際書展舉辦講座，與台灣讀者面對面分享作品涵義。（攝影／陳睿緯）
訪前蘇聯廚師 窺獨裁者祕辛
他的新作《克里姆林宮的餐桌》聚焦在俄羅斯，「選擇寫俄羅斯，是因為波蘭有一個很有野心的鄰居（俄羅斯），持續想找機會攻擊我們。」而這次俄烏戰爭爆發後延燒至今，再度證明了專制國度無法熄滅的野望。
他訪問那些獨裁者的廚師及後人，不只知道了沙皇的「斑鳩麵」、列寧的「三炒蛋」、史達林的「喬治亞酸菜湯」食譜……，更透過這些訪問和歷史資料，重建了「君側」那群人們，對專制者的恐懼和崇拜。而現在，盤踞在俄國權力頂峰的那位「普丁」的爺爺，更是列寧和史達林的廚子。
「我想透過這些訪問，傳達幾個層次的內涵。」沙博爾夫斯基說，「獨裁者吃什麼？這當然很有趣；另外，我更想呈現，獨裁者如何利用人民的憤怒和恐懼取得他們的權力。」
這幾年，世界的歷史又洶湧了起來，而俄羅斯，又啟動波瀾的軸心。俄烏戰爭爆發後，身為波蘭人，他開著車，跟朋友、鄰居一起到邊境救援烏克蘭人。
「在烏克蘭發生的事，對全世界都很關鍵。」獨裁者無論在餐桌上，或是在金碧輝煌的會議桌前，都試圖按照其意志，制約一切。「烏克蘭如果在一個月內就戰敗，波蘭會是下一個目標。」他說，「而像是台灣，中國也會更積極想要攻下這裡。」
他看著還沒打開的可樂，接著像是陷入深思，「我試圖解釋獨裁者的行為，以及思考如何擺脫那樣的統治。」但就像他寫《跳舞的熊》，即使馬戲團的熊離開馴獸師的繩索，有時卻因自由而不知所措，開始跳起舞。
二○二二年，可口可樂公司因為俄烏戰爭退出俄國市場，普丁說，可口可樂這種飲料，裡頭全是化學物質。無論可樂健康與否，在俄國生活的人民，又回到上世紀波蘭沒可樂可喝的日子了。
或許，自由也像沙博爾夫斯基桌上的可樂，味道很甜、得來不易，卻又像可樂的氣泡，常輕易消逝。他繼續在腦中辯證、繼續找到受訪者，用文字叩問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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