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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了一年多時間試圖說服更多韓國女性生育之後，鄭鉉栢表示，她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們的父權文化。」鄭鉉栢曾受命於上屆政府，負責扭轉韓國急劇下滑的出生率，她親身體會過身為韓國女性的艱難。她選擇了事業而非婚姻和孩子。數以百萬計的年輕女性也像她一樣，在所謂的生育罷工中集體拒絕了母職。
202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不願要孩子的女性多於男性（65%對48%）。她們乾脆拒絕結婚（以及伴隨婚姻而來的壓力）來強化這一立場。在韓國，生育罷工的另一個說法就是「不婚」。
這一趨勢正在扼殺韓國。該國連續三年錄得全球最低生育率，育齡婦女平均生育不到一個孩子。韓國在2020年到達「死亡交叉點」，即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比預期提前了近十年。
▲曾在2017年至2018年擔任女性家族部部長的鄭鉉栢扭轉韓國出生率急劇下滑的努力失敗了。她說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該國的「父權文化」。JeongMee Yo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如今，在全國228個市、道和區中，約有一半面臨人口銳減導致行政區劃撤銷的危險。日托中心和幼稚園正在被改造成養老院。婦科診所接連關閉，殯儀館不斷開張。在軍威郡農村地區的石山小學，學生人數從700人減少到4人。我上次造訪時候，孩子們甚至都沒法湊成一支足球隊。
韓國年輕人不願成家的理由其來有自，包括育兒的驚人成本、負擔不起的住房、黯淡的工作前景和讓人精疲力盡的工作時間。但女性尤其受夠了傳統社會對母親不切實際的期望。所以她們選擇拒絕。
去年當選的尹錫悅總統表示，女性主義是阻礙男女「健康關係」發展的罪魁禍首。但這是本末倒置——實現性別平等才是解決出生率下滑的辦法。許多逃避約會、婚姻和生育的韓國女性厭倦了無處不在的性別歧視，對暴力沙文主義的文化憤怒不已。拒絕成為「生育機器」——我見過有抗議橫幅這麼寫——是她們的反擊手段。「生育罷工是女性對社會的報復，這個社會給我們施加了無法承受的負擔，也不尊重我們，」30歲的首爾上班族、無意要小孩的珍妮·金（音）說道。
讓女性過上更公平、更安全的生活才能切實緩解韓國所面臨的存亡威脅。然而，這個女性主義夢想似乎越來越遙不可及，因為尹錫悅的保守政府只會倡導放大問題的倒退政策。
韓國曾是看似不可能發生人口危機的國家：直到20世紀60年代，這裡的女性平均生育6名子女。但為了追求經濟發展，韓國大力推行計劃生育運動。在大約20年時間裡，女性生育數量少於人口補足所需的2.1個，而且一降再降。韓國統計部門的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的生育率為0.81；2022年第三季度該數字為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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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光州廣域市的一處養老院，這裡曾是日托中心。 JeongMee Yo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面對似乎正在接近零的生育率，最近幾屆政府確實感到緊張。過去16年間，政府將280萬億韓元的資金投入到鼓勵生育的項目上，例如每月為新生兒父母發放津貼。
許多女性仍然拒絕。這並不奇怪。無論是生產前為丈夫準備乾淨內衣的孕期指南，還是在韓國中秋節等節假日在廚房裡幹數天重活，女性還是很難逃脫令人窒息的性別規範。已婚女性承擔了大部分家務和育兒責任，新手媽媽的壓力如此之大，以至於許多人放棄了職業抱負。即使是雙職工家庭，妻子每天幹這些活的時間超過三小時，而丈夫只有54分鐘。
僱主對職場母親的歧視也極其普遍。在一個令人髮指的案例中，韓國最大的嬰兒配方奶粉製造商被指控迫使懷孕的員工辭職。
人權觀察組織也表示，在韓國，基於性別的暴力「廣泛存在令人震驚」。根據韓國婦女熱線統計，2021年，平均每1.4天內就有一名女性被謀殺或成為謀殺目標。女性將結束一段關係而沒有遭受惡性報復的體驗稱為「安全分手」。
但女性並沒有被動地接受有毒的陽剛之氣。從亞洲最成功的「我也是」運動，到「4B」（意為「四不：不戀愛、不發生性關係、不婚、不育」）這樣的團體，她們的組織聲勢浩大。韓國的女性主義運動已經取得成果，包括墮胎合法化，以及對偷拍色情犯罪的更嚴厲懲罰。
然而許多韓國年輕男性宣稱自己是女性激進運動的受害者。尹錫悅總統去年正是利用這種不滿情緒上台。他迎合了男權倡導者的狗哨呼聲，宣稱韓國制度上的性別歧視已不復存在，並誓言要對虛假的性侵報告給予更嚴厲的懲罰。
尹錫悅政府正在從教科書上刪除「性別平等」一詞，並取消了反對日常性別歧視項目的經費。「如果你們覺得性別平等和女權工作如此重要，那大可以花自己的錢和時間去做，」他所在政黨的一位議員表示。
政府還在努力廢除自身的女性賦權總部——女性家族部。該部門於2001年創立，在規範父親育兒假和幫助更多女性獲得職場資歷方面發揮了變革性作用。
尹錫悅執政時期，女性家族部的發言表明了政府對女性的拋棄。去年9月，首爾地鐵一名工作人員在跟蹤一名女同事多年後，在地鐵洗手間內將她刺死，金賢淑否認這與厭女文化有關。金賢淑起初還宣稱，去年6月有大學生在校園內遭到姦殺的事件並非針對女性的暴力，不應被用來煽動「性別對立」。
▲韓國坡州市的一家由結婚禮堂改建而成的養老院兼康復診所。&JeongMee Yo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迄今為止，歷屆政府頒佈的措施都未能扭轉結婚和生育率下滑的趨勢。更糟糕的是，本屆政府似乎在主動破壞給女性帶來希望的努力。「這是一種歷史的倒退，」曾在2017年至2018年擔任女性家族部部長的鄭鉉栢表示。她說，如果女性的不滿得不到承認，社會是無法結束生育罷工的。
想讓韓國女性重新考慮結婚和生育，就需要將能動性和平等注入到她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實現女性主義，只需執行現有的反職場歧視法律，就能為女性清掃做母親的阻礙。消除非婚生育的污名，讓家務成為每個人的責任。對性別暴力進行應有的譴責。實現女性主義，就要承認存在系統性問題。
顯然，像日本和美國這樣育兒分工失衡或是沒有全國性帶薪育兒假的國家，生育率也在急劇下降。中國也是如此，受韓國啟發的女性開始了自己的「四非」運動；本月公布的政府數據顯示其人口也在減少。而在瑞典這樣父親配合擔責且家庭政策優良的國家，或是法國這樣承認多元伴侶關係的國家，在穩定甚至於提高出生率方面就更為成功。
聯合國預計到本世紀末，韓國的5100萬人口將減少一半。國家存亡危在旦夕。
作者簡介_Hawon Jung
著有《Flowers of Fire: The Inside Story of South Korea’s Feminist Movement and What It Means for Women’s Rights Worldwide》，她曾是法國新聞社駐首爾記者，目前生活在韓國和德國。
翻譯：Harry Wong
註：全文獲《紐約時報》授權，By Hawon Jung © 2023 The 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