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士胡勝正強力推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柏南克，勇氣底下的啟示

柏南克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州鄉下長大，就讀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成為史丹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等名校的教授，再進入華府的權力中心。共和黨的小布希總統提名他為聯準會主席，民主黨的歐巴馬總統肯定他的表現，留他續任四年，時代雜誌評選他為二○○九年度風雲人物。

柏南克擔任美國聯準會主席前後八年期間，正逢全球金融海嘯，本書中，柏南克以獨特的角度觀察，揭露他和其他幾位重要領導者如何以創意和果決的判斷避免經濟陷入嚴重的崩解。本書描述的細節，可做為台灣擬定金融危機SOP 標準作業程序的參考。

二○○八年九月十五日，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產，可以說是金融海嘯的分水嶺，柏南克稱之為美國最可怕的「金融恐慌」。迄今還有質疑的聲音，認為如果當時美國政府伸手拯救雷曼，就不至於發生全球金融海嘯，美國政府放棄雷曼，後來卻又對美國國際集團AIG 紓困的決定，更是不連貫的逆轉，連支持者似乎都不願對這樣的決定做「無罪推論」，讓柏南克覺得難過。

本書第十二章對雷曼倒閉事件作了詳細的交代，柏南克聲稱，聯準會或財政部並沒有選擇讓雷曼倒閉，其實是很努力替雷曼找買主，包括英國的巴克萊都收到徵詢 ，但沒有一家穩固可靠的公司能夠為雷曼的負債保證，同時向市場保證，雷曼最後可以存活下來。聯準會甚至考慮直接挹注資金；但雷曼的資產負債表比想像差得多，也沒有合理的計畫與足夠的擔保品，讓聯準會找到紓困的著力點。美國國際集團雖然令人憤怒，但因為擁有足夠的擔保品，可以為聯準會龐大貸款作保證。

柏南克認為，一個經濟法案在政治上不可行，不管支持這種方案的經濟理由多麼完美無缺，都不可能過關。二○○八年又是選舉年，要讓一個法案通過，與總統、國會、媒體、兩位總統候選人、國會議員，甚至外國中央銀行總裁的溝通變得非常重要。因為柏南克和團隊的有效溝通，強而有力的策略才能成形，使各國與美國採取一致的步驟，前後一貫，對全球經濟從金融海嘯快速復甦，良有助益。

一九三二、三三年，胡佛與小羅斯福兩位總統交接有四個月的過渡期，在大蕭條時代，引爆了冗長的不確定因素，導致美國修改憲法，將新總統選出到就職的等待期縮短兩個月。這次金融海嘯，又碰到小布希與歐巴馬兩位總統交接的尷尬過渡時期，即將上任者和即將下台者在許多事務處理上，尤其該做但不受歡迎的政策或有歧見的政策，都必須想出怎麼合作，卻又不違反總統只有一位的事實。

選舉之後，財政部長鮑爾森及其他參與處理危機的政務官頓時成為跛鴨，聯準會主席有任期，沒有人事更換的問題，提供了政策延續性。本書第十七章提醒我們，台灣也有冗長四個月新舊總統交接空窗期，以現在全球經濟情勢多變，這四個月期間經濟動盪恐難避免，急需一套SOP，使空窗期間，政務不致空轉，加劇經濟動盪。

歐巴馬上任之後，金融危機轉為經濟危機，民眾信心不足，為提振信心，聯準會對系統重要的銀行創辦了後來所謂的「壓力測試」 見第十八章 ，以估計這些銀行需要多少資本，才能度過重大的經濟衰退，問題的重點在於測試嚴苛而透明，大大提高了大家對銀行體系的信心，願意再度投資美國的銀行。這項「壓力測試」後來被各國廣泛採用，成為衡量金融風險的標準作業。

二○一○年九月柏南克在國會見證說，金融海嘯的最大教訓在於要有效消除「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fail)」的金融機構。柏南克認為「總體審慎」的監督管理，必須見樹又見林，要能辨識出牽連廣泛的風險，並加以處理與排除，只看個別金融機構往往難以察覺這種大規模風險問題。但他認為解散大企業、縮小營運規模並不是解決「大到不能倒」問題的最好方式，重點在於大型機構不能因為較大就擁有不公平的優勢。例如要擁有更嚴格的資本、流動性與風險控管標準，主管機關也要有權加以接管或解散。

柏南克受教於哈佛與麻省理工學院，對貨幣政策效果的看法，有異於以佛利曼為首的芝加哥學派，他認為貨幣政策的操作要公開透明，而非讓市場不可預期，他後來推動「前瞻指引」，也是基於這個理念。柏南克主政期間，聯準會共推動了三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QE)。在這過程中，儘管聯準會努力解釋與溝通，一般人對量化寬鬆，特別是第二次QE 的性質與效果，仍有很多誤解與不了解之處，迫使聯準會以後更努力溝通工作，可見「公開透明」知易行難。

柏南克的教育似乎也影響他對財政政策的看法，偏向凱因斯。希臘、葡萄牙發生財務危機，需要紓困，必須採撙節方案，他沒有意見。但德國與美國在最初的振興經濟方案之後，也改採撙節方案，柏南克顯然不同意，第二十二章稱之為「逆風而行」，但聯準會要公開討論卻是「不容易」。柏南克認為，財政行動可能有用，前提是能夠迅速實施、重點放在能夠對經濟產生短期影響上，而且明確地避免增加長期赤字。

柏南克說，金融恐慌一大部分是心理因素，投射鎮定、理性、安心的態度，這場戰爭就贏了一半；蓋特納說，柏南克就是有這樣本能的佛陀。最後，本書給我們的啟示：「如果政府要發揮創造經濟成就的重要功能，就必須明確恢復禮讓、妥協和開放精神，否則經濟會悲慘沉淪，無法發揮非凡力量。」

本文摘自今周刊出版社《行動的勇氣 慶功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