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中作出抉擇、機會前抓準時機，才是勇敢又聰明的人，中共的二十大，對台灣而言，就是一個風險與機會並存的時刻。
如同歷來中共換屆大會，愈接近日期就謠言猜測愈多，這次也一樣。但各路人士分析來分析去，都在猜誰上誰下，誰會被扶起、誰會被推倒。過去「猜人」或許有意義，但這次二十大不一樣，我認為中共的大勢已定，二十大不管誰上誰下，帶給中共的不同結果，頂多也就是三、五年的差距。就像一九○八年，不管是溥儀還是溥傑上位，清皇朝的命運已經被「大勢」所決定了，其後固然還有強人袁世凱的復辟，但形勢比人強。
一九八五年，我第一次踏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稱中國）的土地。與今日相比，那是一個素顏的中國，剛開始對外開放，文革時期的暴戾已被壓抑至意識深處；但從人們舉止的細微末節，使得我對同伴說：中國不可能只經歷一次文革就追上文明，我感覺至少得經歷兩次、甚至三次「類文革」慘劇，中國人民才有可能跳脫「期待明君」這千年歷史詛咒。
然後，全國風起雲湧的學生、工人運動，導致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血洗北京城。但天安門只是一個死人最多的象徵地點，武漢、成都也死了不少抗爭者，只是無人統計、也無從統計，正如二○二○～二二年遍及全國的封城狀態中未知的傷亡數字一樣。
從社會及文化角度看，不知一九八九～九一年、二○二○～二二年這兩個時段的中國人經驗，算不算是「類文革」？如果不能算，那就糟糕了，因為那表示，真正的類文革災難還會到來，而世界及台灣必須有所準備。
以權力鬥爭為驅動引擎的中國
已具有挑起第三次世界熱戰的分量
自私地從台灣的利益角度看，一九六六～七六年的文革、一九八九～九一年的天安門算是托了台灣一把，台灣經濟得到三十年的穩定起飛期。但二○二○～二二年的中國經濟下滑及中共的疫情封城內鬥，卻警示了一個道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的中國，其所發生的任何國內災難，都不能再單純理解為台灣的福氣；在當今世態糾纏下，台灣反而得如履薄冰般注意「連帶傷害」。因為，一個與世界經濟血脈相連、貧富極為不均、以權力鬥爭為驅動引擎的中國，已經具有挑起第三次世界熱戰的分量，而台灣是中共為數不多的可用槓桿點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