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各國達成了「減量機制」。寇特指出，峰會協議將原訂在二○一五年的《巴黎協定》中，關於將「提交新國家計畫以加速削減碳排」的最晚期限，從二五年提前到二二年。換句話說，年底前，協議的締約國就必須提出新的NDC（國家自主貢獻），「這有望加速（碳排）曲線的下降。」寇特說。
但寇特話鋒一轉，表示時程縱使提前，要達成將全球溫度升幅，在本世紀內控制在攝氏一．五度以內的目標，仍然相當困難。寇特引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報告指出，即使現行一二○個締約國都提出了新的減碳目標，但距離實現升溫攝氏一．五度的情境，「也不過些微靠近了十五到十七％而已。」言下之意，是未來絕對還需要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進展，是此次將「減少化石燃料使用」寫入了官方文件中。寇特指出，這是締約國協議中，首次提及要逐步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算是一個對減碳承諾的「里程碑」。
但寇特又忍不住批評，《格拉斯哥氣候公約》的措辭終究並不嚴厲，僅要求各國減少對煤礦生產與化石燃料的大幅補助。究其原因，寇特觀察，除了多個簽訂《格拉斯哥氣候公約》的已開發國家，表示不希望煤炭與化石燃料徹底退場之外，另一方面，中國、美國、俄羅斯、印度等燃煤大國，亦未簽署除役煤炭的協議，「他們更關切的是，如何減少對煤炭的補助，而非減少對煤炭的投資。」寇特說。
峰會的另一大進展，是要求已開發國家全面兌現其一五年對開發中國家的融資承諾，例如，每年提供一千億美元的氣候資金，甚至要求融資金額應在二五年前翻倍。
不過寇特質疑，會中除了美國、德國等少數國家提出具體的撥款金額，大部分已開發經濟體並未提出明確承諾，況且一五年承諾的資金只有極少一部分到位，「從過去經驗來看，不知道這份承諾最後會有多少可以兌現呢！」
通過國際「碳交易」架構
維穩市場價格、利於再生能源運用
最後一點，也是寇特認為COP26最重要的進展，亦即建立國際「碳交易」架構，具體主張包括確保碳權不會重複計算、規定碳權雙邊貿易不徵稅等。寇特回憶，《巴黎協定》第六條就有提議建立國際碳交易架構，「但當時並未通過，這次在《格拉斯哥氣候公約》總算通過了。」
在初步架構建立後，寇特分析，對全球碳市場有望帶來幾大影響，如碳交易市場價格的穩定，及降低和穩定投資的邊際成本。此外，他預期，在標準化市場機制下，未來受青睞的專案類型，將會集中於碳權相對容易驗證的標的，「如森林、再生能源、土壤碳封存與農業技術等，將成為市場上的主要碳權來源。」寇特指出。
對於這一部分，大師好不容易沒有「打臉」的批評，但當他談及ESG投資浪潮對於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貢獻時，又是一陣悲觀。「不要奢望ESG能解決氣候變遷的問題。」他說。
「不要奢望」的說法，某種程度是一種愛深責切。寇特解釋，ESG趨勢發展至此，仍有許多自身挑戰待克服，舉例來說，目前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的統計數據仍然相當分歧，缺乏標準化，這導致機構法人一旦要進行跨公司比較時，往往無所適從，「目前許多資訊依舊非常混亂。」
寇特補充，雖然此次COP26亦提到將成立「國際永續發展標準委員會」，目的之一就是建立ESG數據比較的統一基準，且用於提取數據的相關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技術，也正快速發展中，「但未來仍有一段長路要走。」
不要奢望ESG能解決氣候問題的另一原因，寇特指出，是因大多數投資人僅對ESG的「一小部分」感興趣，「特別是有財務影響力的那部分。」他舉例，如果今天有家公司存在氣候風險，相較於採取「全方位」氣候解決方案，「ESG投資人可能僅會要求公司建造一個足以保護公司資產的堤防…，這是一個在經濟上可行的策略，但它並不能拯救世界。」
寇特進一步表示，要解決氣候變遷的挑戰，無法單靠ESG的市場力量，而是需要企業與投資人全面的「資本轉向」，這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導，以及相關制度的激勵。
說到這裡，他終究也提出了「樂觀版」的期待，「或許ESG即將迎來轉型，從現階段的一．○進一步邁向二．○。」在二．○的ESG浪潮下，政策引導與制度激勵的力度更強，企業在此環節的競爭力差異將更明確，「企業經營者與投資人將漸漸意識到，氣候變遷的挑戰無可迴避，並開始為建構全方面的解決方案共同努力。」寇特說。
氣候行動阻力「民主政治」
成效趨緩難見，各國僅看當下利益
去年底的COP26，美國提出新版的減碳目標，以○五年為基準，將在三○年達到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五○到五二％水準。對此，斯塔文斯也直言，「在現有政策下，美國難以達標。」
為什麼？答案是「民主政治」。「氣候行動與民主政治存在矛盾關係，」斯塔文斯解釋，氣候行動本質上是「付出先於回饋」，他說，「即使全世界從明天開始就能把碳排量減少五％，氣候變遷趨緩的成效，也要二十年後才會顯現，但民主政治怎麼運作的呢？在選舉考量下，政府僅會著重當下利益。」
斯塔文斯說，即使拜登政府關切氣候議題，但要大幅修法實現減碳目標，民意上需要六成以上（六十席）參議院席次支持，「付出與回饋不對稱的運作模式，導致氣候問題已成為民主國家難以解決的挑戰，包含美國、台灣等，只能以折衷方式採取因應行動。」
面對政治現實的超級路障，能怎麼辦？靠市場、靠科技。「除了政府從上而下的措施，市場、科技力量也有助於實踐氣候行動。」斯塔文斯舉例，過去幾年美國碳排量下降，主要起因於大量使用天然氣等替代能源，「但這與公共政策等管制措施無關，」而是因為「水力壓裂」、「水平鑽井」等可大幅降低天然氣開採成本的技術問世，促使天然氣價格下降，取代燃煤成為新電力來源。
「從這個角度來看，政府應該以各種方式，甚至是租稅、補貼誘因等，鼓勵科技發展。」斯塔文斯舉例，像是風電、太陽能、電動車、碳捕捉及儲能等技術，均有助於減少碳排。
除了政治現實外，另一個讓斯塔文斯對於減碳進程不敢樂觀期待的原因，來自於「國際現實」。
斯塔文斯表示，回顧歷史上幾次氣候協議，一九九七年聯合國開會通過《京都議定書》，包含OECD成員國在內，多數已開發國家均出席與會，且各國減碳的進度若未達標，條約中也訂出嚴格的制裁措施，「但，明確訂定制裁的結果，卻是美國拒絕簽署，俄羅斯、加拿大、日本、澳洲等選擇退出。」
傾向支持制定貿易制裁
歐盟已提「碳關稅」、二六年上路
到了一五年的《巴黎協定》，改以「國家自主貢獻」取代強制的減碳目標。但既然是自主，就有淪為口號的可能，「協議簽署國若未實踐減碳目標，其他國可以怎麼做？答案是，什麼都不能做（Nothing）！」斯塔文斯解釋，因為《巴黎協定》並未制定相關制裁措施。
國際公約無法制裁，如何對各國政府施予更具體的減碳壓力？對此，斯塔文斯表示，目前部分政府及多數學術界多傾向支持制定「貿易制裁」（Trade Sanctions），例如，歐盟已提出「碳關稅」，預計二三年試行、二六年上路。依據「碳關稅」的理念，若未來進口到歐盟的商品，出口母國只要在徵收碳稅或減碳議題上行動較不積極，歐盟就可依此課徵碳稅。
斯塔文斯指出，儘管美、中兩大碳排大國，在減碳議題表態上扮演重要角色，但以政策落實情況來看，「歐盟卻是最積極的。」如在建立碳交易平台，歐盟正逐步降低對抵銷機制的依賴，並提高減碳的目標。
此外，俄烏戰爭也激化歐洲能源危機，目前歐盟有四成天然氣、近三成石油進口量來自俄羅斯，俄烏衝突之下，歐盟多國加快能源轉型腳步。三月八日，歐盟委員會發布報告書，目標在三○年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並計畫擴大對風電、太陽能、氫能等永續能源的投資；「在可預見的未來裡，歐盟在氣候政策上將扮演重要角色。」斯塔文斯表示。
今年年底，埃及將舉辦下一屆氣候峰會（COP27），斯塔文斯期望去年首發、歐美聯手倡議，並獲百餘國共同簽署的《全球甲烷承諾》（Global Methane Pledge），屆時能有更多進展。他也不諱言，因COP27是非洲主辦，意味著會議主軸，或將環繞非洲或開發中國家關切的議題，例如，金融、損害與賠償（loss and damage issue）等。
言下之意，是這趟全球共同對抗氣候變遷的戰役，儘管已在去年底跨出了一大步，但在各國利益高度分歧之下，在各種政治與國際現實的障礙之下，我們與永續的距離，依舊長路漫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