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美國就業復甦明確，且通膨不見降溫，啟動縮表的時程可能會比預期來得快，屆時全球風險性資產將可能重演1946年二戰結束後的波動情況，產生一段下跌修正。
今年八月二十七日，在一年一度的傑克森霍爾（Jackson Hole）央行年會上，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發表對貨幣政策的未來展望，主要焦點圍繞在三項議題上，分別是就業狀況、通貨膨脹，以及眾所矚目的削減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簡稱QE）時程。
一如既往，雖然美國如今的失業率已經降至五．四％（過去五十年平均為六．三％），鮑爾仍然擔憂疫情可能對就業造成的影響。在通膨數據上，今年第二季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已超過五％、核心CPI年增率更達到三％以上，超過聯準會二％的目標。儘管如此，鮑爾仍然傾向認為通膨升溫是暫時的，主要是因疫情影響，讓許多產業的生產受限所致。最後是削減QE的時程，其仍預期今年會開始削減QE，但不會縮減自身資產負債表規模。
如今，投資人最關注的議題，便是聯準會開始緊縮資金後，全球股市的走向？
本文由工作夥伴江若寧（一九九○年～，台北大學經濟系）、張中宜（一九八五年～，政治大學財務管理所）、黃奕穎（一九八七年～，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所）、邱政緯（一九八八年～，台灣大學化工所）共同撰述。回顧兩段歷史，分別為一九四二年二戰爆發後，聯準會採行的貨幣寬鬆措施，以及二○○八年金融海嘯後開始施行的量化寬鬆政策，以分析此次的寬鬆潮結束後，對未來全球資產可能產生的影響。
一、比較一九四二年與二○二○年，發現歷史驚人的相似之處。
珍珠港事變爆發，美國於一九四二年宣布參戰後，聯準會開始藉由兩種方式控制美國長短期公債殖利率，分別為印鈔買入，以及向市場宣告其將採行利率控制，將十年期公債與三個月期公債的殖利率控制在二．五％與○．五％以下。又因二戰爆發，美國個人消費變得保守，其個人儲蓄率（Personal Saving Rate）在一九四三年飆破二五％，創下新高（一九三九年僅不到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