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圖片放大
在拜登主導下， G7 峰會首次以聯合公報點名呼籲中國尊重普世價值，並遵守競爭規則。（圖／Getty）
地緣政治布局
3個月內，盟邦聯合陣線迅速成型
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初選期間，拜登曾撰文指出，因應中國挑戰最有效率的方式，是讓美國與盟友、夥伴組成聯合陣線。這項目標，在他6月中旬出訪歐洲期間，獲得具體進展。
在搭機飛往英國出席7大工業國（G7）領袖峰會前，拜登以《我這趟歐洲行，是要團結全世界的民主國家》為題，投書《華盛頓郵報》，強調美國與歐洲將專注確保21世紀的貿易與技術規則，是由市場民主國家，而非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所制定。
在大西洋彼岸，一切都照著拜登設定的劇本進行。
6月13日，G7峰會後聯合公報，直接呼籲中國要尊重香港與新疆的人權與基本自由，並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關於貿易競爭，G7也聲明將運用集體力量，挑戰中國破壞全球經濟公平與透明運作的非市場政策手段。
2天後，成立目的壓根與中國無關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竟在高峰會後，以聯合公報指控地理位置未與北約成員國接壤的中國，「明確野心和獨斷行為，對於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與北約安全相關區域，構成系統性挑戰。」
「美國與這些盟邦之間的利益雖不完全契合，但從這趟歐洲行看來，拜登有能力將個人意志在盟友身上貫徹；就算說得保守一點，盟友或許是受過川普四年的震撼，但至少是給足了剛上任的拜登面子。」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黃介正這麼詮釋G7與北約的表態。
7月5日，法國總統馬克宏、德國總理梅克爾與習近平舉行視訊峰會，強調交流合作，印證了德、法兩國在G7公報上，給足拜登顏面。
給足面子的，還包括印太區域盟邦。今年3月，拜登與澳洲、日本、印度領導人展開「四方安全對話」，會後美方直接代表4位領導人公開宣布，會中不只討論了中國挑戰，與會者也皆表明不會對中國抱持任何幻想。
「美國單挑中國要付出的代價太大，短期內可砸下的資源也未必能比中國多太多，因此必須訴諸共同價值，連結『民主』陣營。」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宋文笛指出，發生在香港、新疆的爭議，為拜登政府創造了良好的客觀條件，使西歐民主國家領袖無法抗拒美國號召的價值同盟。
宋文笛進一步解釋，拜登在G7峰會前宣布捐贈5億劑新冠肺炎疫苗，又在峰會期間發起40兆美元規模的「B3W」（Build Back Better World）基礎建設計畫，均能獲得其他國家領袖響應跟進，就是有效整合民主國家力量，才能在短時間內集結與中國相抗衡的資源。
B3W計畫的目標是協助開發中國家興建基礎建設，或者也可說是用於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因此，當G7峰會通過此案，「7大民主國首次聯合對抗中國擴張」，也就成為這場峰會的最耀眼標籤。至此，拜登主導下的西方民主國與中國對壘態勢，張力已遠勝川普時代。
枱面上的基礎建設計畫沸沸揚揚；枱面下，美國也正對開發中國家悄悄布局更急迫的基礎建設之戰──5G設備。
▲點擊圖片放大
資安戰布局
20項行動方案上路，繼續打壓華為、中興
6月14日，《華爾街日報》揭露，為阻止開發中國家使用中國華為、中興的5G設備，美國國務院竟然開始編製「參考手冊」、設置「人才培訓班」，專門對中歐、東歐與其他開發中國家提供「拒絕中國貨」的實務解決方案。消息並指出，美國國會也開始嘗試立法，準備提供金援協助東歐、中歐國家購買非中國的電信設備。
其實，美國政府在川普任期結束前，就已意識到，光是「警告、勸說」，不足以阻絕中國5G擴張，必須同時給方法、給資源。
今年1月拜登就職前，美國商務部轄下的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發布「5G安全應用計畫」，就明文寫到「美國將釐清適當的激勵條件，利用盟邦的電信設備供應商確保5G安全」、「美國將動用大量資源與『理念相同』的夥伴合作，幫助他國的電信業者採購足以信賴的設備」。在阻斷中國5G入侵開發中國家之餘，也給予包括台灣在內的「美國隊」創造商機。靠著川普打下的防堵華為基礎，加上拜登串連的大小盟邦陣線，營造出絕殺華為、中興的有力條件。
論盟邦，不同民主國家之間高度相似的民意，自是促成抗中戰線的重要動力。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近期發布一份針對17個先進國家民眾的跨國調查，整體而言，有64％民眾認為與美國維持緊密的經貿關係最重要，高於認為中國最重要的21％；除了新加坡外，各國民眾對拜登的信心皆遠勝習近平。
平心而論，拜登「修復聯盟」的戲碼能演得順利，得部分歸功於主客觀條件配合，然而，拜登比川普「更可怕」的論點，絕不全然建立在他能團結盟友的手腕上。民主價值，只是拜登凝聚盟友的手段，並非與中國競爭的核心戰略。
核心戰略是什麼？黃介正觀察，拜登就職以來，對於川普發動的貿易戰、科技戰沒有放鬆跡象，同時又計畫投資美國的科學研究與戰略性產業，在特定領域加速前進、拉開差距。這個現象，在美國有個具象化的簡單說法：「小院高牆」（Small Yard, High Fence）。
「小院高牆」是2018年由2位新美國基金會研究員薩克斯（Samm Sacks）與拉斯凱（Lorand Laskai）共同提出的應對美中科技戰策略。所謂「小院」，指的是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科技，政府在選定項目後，應架設「高牆」嚴加看管這塊幅員不廣、但戰略意義重大的園地。
這項戰略，在去年美國總統選後，再次受到重視。
科技戰布局
阻擋韓國小廠售中，畫出史上最狠底線
2020年11月16日，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美中科技關係工作小組」，發表1份名為《面對中國挑戰：美國科技競爭新戰略》的研究報告。這份以政權移交團隊為訴求對象的報告，建議美國政府同時從「提高自身競爭力」、「針對性的風險管理」、「保持開放」3個層面下手；其中在風險管理層面上，有一則細項就是「擁抱『小院高牆』哲學」。
這項川普政府未付諸執行的建議，迅速被拜登政府所接納，同時透過1項行政命令，界定出「小院」範疇──今年2月24日，上任5周的拜登下令白宮經濟顧問與國家安全顧問，帶領相關部會檢視半導體製造、車用高容量電池、藥品與個人防護裝備、稀土等攸關國防工業、基礎設施與生命安全的產品全球供應鏈，並於100天內提出報告。
6月8日，白宮正式發表這份長達250頁的報告，對於「高牆」的結構建議，則與去年「美中科技關係工作小組」的政策指引相似，呼籲強化政府角色、國會應撥款至少500億美元協助美國半導體產業發展、建立技術標準話語權、投資理工人才，最後設立「供應鏈貿易行動小組」，找出讓美國供應鏈空洞化的違規行為並加以解決。
同一天，在美國參議院獲跨黨派支持通過的《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完全呼應了白宮報告。
這項規模超過2000億美元的法案，是讓聯邦政府在半導體、人工智慧、生物科技等「戰略產業」上扮演更積極角色，如提供520億美元獎勵在美國生產半導體；對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撥款810億美元，投入10項重點領域的研究。
「因為政府表示立法動機來自中國，讓法案獲得支持，這意味著政府在關鍵科技的創新與製造上，將起更大作用。」派特里推演政府扶植關鍵小院的後續影響，「全球供應鏈，尤其是高科技的半導體、電池、礦物、藥品供應鏈可能出現質變。美國會將這些領域的生產線大量搬回本土。」但他也表示：「要中階技術製造業回歸仍是幻想，因為中國作為生產基地有規模、勞工、技術專家等其他地方無法複製的優勢。」
曾多次赴美參加大型招商活動「選擇美國」（Select USA）的研華科技執行董事何春盛，也有類似感受。「以前就是各州分別簡報，介紹當地優勢與鼓勵投資政策，今年線上舉辦的會議形式完全不同，直接分成半導體、醫療、飛行器、電動車、新創五條線各自進行，明確告訴你，這些就是美國鎖定的重點產業。」何春盛認為，台灣的半導體、生技醫療等高附加價值產業，未來前往美國設廠的案例將逐漸增加，而封測、組裝則可能分散在中國、東南亞，或緊鄰美國的墨西哥。
雖然早在川普時代，業界即盛傳掌握全球過半高階晶片產能的台積電，就是在「選擇美國」的會場上，被美國政府要求赴美設廠。但拜登上任後的第1次招商盛會設計，顯然更具系統邏輯。
除了加速前進，拜登政府對中國嘗試踏進小院行為的驅逐干擾毫不手軟。今年4月，美國商務部將7家中國的超級電腦公司納入實體清單，禁止使用美國技術的企業對清單上的企業出貨。這是川普政府用來制裁華為的手段，政權輪替後，拜登不但繼續沿用，還在今年5月親自延長華為禁令。
被拜登政府畫進小院的產業數量雖然不多，但中國企業任何嘗試越界的企圖，都不會被輕易放過。
今年3月底，韓國面板驅動IC廠MagnaChip宣布，將接受中國智路資本以每股29美元、總金額14億美元收購的提案。MagnaChip前1年營收約5億美元，技術也不會直接用於國防工業，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5月底去函，要求MagnaChip就合併案接受審查；6月15日MagnaChip公告，接獲美國財政部臨時命令要求，在CFIUS批准或美國總統撤銷、終止臨時命令前，暫緩交易；韓國政府也隨即發布新的監管要求，交易至今懸而未決。
韓國媒體分析，MagnaChip雖然屬於半導體業，但技術稱不上關鍵，在美國市場的營收貢獻比率只有個位數，與美國較明顯的連結就只有在紐約證交所公開交易。一家不算A咖的公司，卻能引來CFIUS注意，可見拜登政府對於關鍵產業競爭的零容忍，在企業決策時，必須被納入考量。
近期中國媒體也報導，由於全球晶片需求大增，台積電有意擴充中國南京廠的28奈米製程產能，但添購的設備卻被美國商務部逐批審查，遲遲無法進入中國。以賽亞調研資深分析師韓文堯認為，這代表美國對中國半導體業的封鎖，不只針對先進技術，連成熟製程也同步緊縮，降低5G手機、車用電子、物聯網等產業採購本土製造晶片之可能。
「美國把28（奈米）以下製程全都卡住，將導致中國半導體晶圓擴廠計畫受阻，連帶影響半導體設備廠與周邊材料廠商在中國的投資意願，也降低中國本土半導體人才需求與人才培育機會。半導體投資與擴張是10年計畫，將長遠影響中國未來在半導體產業上的競爭力。」韓文堯形容，美國封殺半導體就像「打蛇7寸」，對中國產業有全面打擊的效果。
「全面移出中國，對台灣企業很不利，因為無論越南、柬埔寨、印度，生產效率都沒有辦法與中國比⋯⋯。拜登是老練的政客，大概不會打中國打得太用力。」一位同時對美、中出貨的筆電供應鏈台商坦言，自己雖然期待維持現有營運模式，但對於美中局勢發展實在沒有把握。
在拜登對中國軍民融合企業的投資禁令上，也能看見如手術刀般精準的小院高牆戰略思惟。
▲點擊圖片放大
金融戰布局
擴大黑名單，劃定範圍、圍堵強度遠勝川普
美國時間6月3日，拜登簽署「第14032號行政命令」，命令的梗概，是延續川普去年11月祭出的「禁止美國人投資的中國企業清單」，但拜登將黑名單由44家增為59家，並將上榜條件由川普版的「中國共產黨軍事公司」，新增了「使用監控技術來促進鎮壓或侵犯人權」的字眼。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在黑名單出爐後，第一時間反應是拜登「變本加厲」，痛批新版禁令「更便於操作，性質也更加惡劣」。從企業數量與涉及層面來看，這樣的解讀並不離譜，但細究這份黑名單與行政命令的來龍去脈，會發現這堵高牆的「雄偉」程度，絕不僅止於此。
先從黑名單涉及企業的股票總市值來看，川普去年11月12日首度發布禁令時，名單僅列出31家企業，卸任前陸續增加至44家，企業總市值約台幣23兆元。但若扣除經法院認證不屬於軍事企業的小米、籮筐技術，川普禁令「匡列」的企業市值約台幣20兆元，不及拜登黑名單的台幣26.4兆元。
就川普與拜登先後祭出的2道命令內容分析，也能看出「拜登規則」的紅線劃定範圍、圍堵強度，遠勝川普。
首先，被川普盯上的企業是「由解放軍擁有或控制、在美國境內開展業務的實體」。拜登則是「在中國經營相關業務的公司，以及由這些公司掌控、被掌控的公司」，文中還強調，所謂「經營」，包括現在、曾經，以及未來準備經營相關業務；所謂「掌控」，則包括直接或間接、持有股權或實質控制。
川普禁令的名稱是：因應「為中共軍工企業提供資金的證券投資威脅」，而拜登的命令則是：因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定公司提供資金的證券投資威脅」，名稱微調，範圍立即擴大。由於黑名單具有動態調整的特性，「因此，看起來只要與美國定義的國家安全沾上邊，未來都有可能忽然被納入。」某外商金融業主管表示。
由於川普強調「軍方色彩」，拜登則強調「經營及控制權」，因此，川普版黑名單的主責部門是國防部，拜登則改為財政部。「財政部有一套認定、執行禁令的監管結構，國防部沒有。」今年稍早一度被點名可能接掌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的知名律師沃爾夫（Kevin J. Wolf），對《華盛頓郵報》解釋財政部接手的「眉角」，這能避免被列名企業像小米一樣藉由發起訴訟，輕鬆推翻行政命令。
「川普政府任期最後，匆匆下了幾道『動機良好』但『思慮不周』的行政命令，拜登藉由釐清範圍與法律框架，使川普政府的政策更加完善。」美國企業研究院研究員史劍道（Derek Scissors）認為，拜登修正行政命令的步驟有其必要，但動作本身並不能稱為「戰略」。
雖然是「川規拜隨」，但拜登確實細緻地補足了川普的部分思慮不周，例如對禁止投資「證券」的定義，拜登沒有排除短期證券，還補充說明「包含所有貨幣計價、可在『場外交易』的證券」。至於禁止投資這些證券的「美國人」是誰，川普的行政命令沒有說明，拜登則指出是包括「任何美國公民、合法永久居民、美國境內的任何人，以及根據美國法律成立的實體，包括外國分支機構」。
更嚴格的是「逃避條款」。川普命令中寫到：「美國人或在美國境內⋯⋯，試圖違反本命令相關禁令的交易與串謀，均被禁止。」拜登刪掉了「美國人與美國境內」幾個字，「也就是說，不管你是誰、在哪個國家，只要把相關證券直接或間接賣給美國人，都可能被認為是『串謀』。」金融業者解讀。
「我判斷美國與中國將會『部分脫鉤』（partial decoupling），雙方都將努力降低在關鍵技術上依賴對方的程度。」派特里說，「但實際上會是『小院高牆』，還是『大院高牆』，現在還無法預測，必須視2國政治談判而定。」
一向被認為可預測性較高的拜登，面對中國的招數，竟也讓人摸不著頭緒，尚未出現任何放軟跡象，或許是現階段唯一的定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