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麼驚人呀！在這樣多數已開發國家只能眼睜睜看著國家人口衰退的世紀裡，加拿大卻能穩健地繼續成長。在一個所有人口都逐漸老化的世界裡，加拿大的人口老化卻比較緩慢，因為移民的平均年齡比全國平均年齡年輕了七歲。
加拿大的人口之中，有兩成人口不是在加拿大出生，而這個比例還在逐年升高。在北美第四大都會區—大多倫多地區的人口之中，有半數是在外國出生。
這個擁有三千五百二十萬人口的國家（根據二○一六年的人口普查，全國人口比五年前還多了五％），每年都會吸收三十萬名移民。也因為企圖讓加拿大人口於二一○○年攀升到一億，因而讓這個數字被試圖提高到四十五萬人。
這個規模等同於每年複製一個該國第十大城市（事實上，應該說是基奇納、滑鐵盧與劍橋合併的三聯市，位在安大略省西南邊）。但即便以現在的移民數來看，加拿大統計局（Statistics Canada）仍預測加拿大的人口將在二○六○年，攀升到五千萬人。
是的，加拿大還是會擔心嬰兒潮世代的老化；是的，醫療照護永遠都處在緊繃的狀態下；是的，對於是否要提高退休年齡、改善公共退休金體制（或兩者兼行），政治人物仍然爭執不休。而加拿大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吸收著各種類型的移民，其舉動足以讓多數國家（包括向來歡迎移民的美國和南半球）感到不解。再說一次：以人口基數來看，加拿大吸收的人口量等同於美國每年接納三百萬名合法移民—亦即美國當前規模的三倍。
這些移民是否過著貧苦的日子，住在警察避之唯恐不及的高犯罪率區域中，那些骯髒而灰暗的公寓裡？絕對不是。平均而言，來到加拿大的移民其教育程度都比加拿大本地人還要高。
他們在這個寧靜且繁榮的社會裡，締造並開創榮景。在半數居民都於外國出生的多倫多市，其人口為兩百六十萬人（大多倫多區域則有六百四十萬人），每年發生的謀殺案不到六十件，也讓其成為全球排名第八的安全城市。
如同多數的加拿大城市，多倫多是一個精力充沛，融混著不同種族、語言與背景，卻又依舊井然有序的城市。所有的人都在同一幢辦公室、同一座社區裡工作與生活，一起烹煮著討人喜愛又融合多種文化元素的食物，一起抱怨著過分擁擠的地下鐵，並在全世界最多元化的城市裡享受生活。
這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提示。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言，只要其企圖抑制因人口衰退（或停滯、沒有成長）所造成的經濟影響、課稅對象減少及債務增加、世代之間的老少對立（年輕人總是比老年人少），就必須採用加拿大的解決方案：每年接納等於或接近總人口數一％的移民。每一個出生率等於或低於替代率的歐洲或亞洲國家，都面臨著一個很簡單的選擇：變成加拿大，或接受衰退。但這或許是一個做不到的選擇。
接納大量移民與難民
採訪進行得不太順利。一名正在研究加拿大移民政策的瑞典記者，為了調查受訪者的背景而打電話給一名加拿大記者。但雙方似乎出現誤解。從渥太華這邊得到的答案，對斯德哥爾摩的記者而言完全沒有道理。最終，他們搞清楚問題出在哪裡：他們對移民（Immigrant）此一詞彙，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
瑞典向來以收容難民的傳統為傲。二戰時期，有上千名丹麥籍猶太人為了逃離德國的滅絕集中營，而跑到友好且中立的瑞典。南斯拉夫的瓦解，也讓十萬多名（多為波士尼亞人）逃到了北方的新家。當敘利亞與伊拉克因為陷入內亂，而讓無數人為了安全而被迫逃亡時，瑞典不像別的國家那樣，反倒選擇挺身而出，收容了十六萬名尋求庇護者（二○一五年），而當時正是移民危機爆發的高峰期。對一個僅有九百五十萬人口的國家而言，這樣的舉動確實非比尋常。
但壓力很快開始浮現。有這麼多來自世界上最絕望之地的人們，這麼快地湧入，還有這麼多人都是年輕人。他們可以多快學會瑞典語？他們能做哪些工作？無家可歸的人數暴增，還有失業、犯罪率及仇恨。瑞典政府對新來的移民施加限令，並提供已經入境者離開瑞典的旅費。瑞典保守黨派更開始提出反移民政策。
因此，瑞典記者想知道加拿大為什麼有辦法年復一年地，接納成千上萬名的難民，並且成功地讓他們融入社會。然而，加拿大並沒有這麼做。一般而言，每年獲得永久居留權（繼而有機會得到公民資格）的移民之中，僅有一成的人為難民；其他的移民要不是因為自身能為加拿大經濟帶來助益，就是因為其家人屬於加拿大經濟類移民的一分子。瑞典的記者非常震驚，「瑞典接受的移民向來都是出於人道考量。」
這就是瑞典與加拿大在根本上的不同。加拿大接受移民的原因幾乎是出於自私考量，這也是為什麼加拿大移民的情況比瑞典來得好。理想的公共政策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我們每個人都是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在多數情況下，「我們」一詞包含了最緊密的家人，然後是依重要性顯著遞減的鄰居，我們的村莊小鎮或城市、我們位處的行政區域、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地球。當然，我們也有同理心，我們也會做出利他主義的行為。但當你做著一件長久以來都被視為善行的事情時，你還是會想問問自己：「我到底為什麼要做出這些犧牲？這對我或我的家庭有什麼好處？」對於赤裸裸的自私行為，當前仍有許多壓抑：傳統道德義務與約定俗成的自我保護機制認為，在緊急情況下，應當讓女性與孩童先行。但總體而言，有效的公共政策總能呼應集體利益：這對所有人都好。而這在難民與移民議題上，尤其為真。
在難民危機時期，以人均標準來看，每十萬名瑞典人就接納了一千六百六十七名難民，這是無與倫比的善行。德國則是每十萬人接納了五百八十七人。「我們做得到。」當上百萬名尋求庇護者湧入德國邊境時，總理梅克爾如此對人民呼籲。綜觀整個歐盟，各國平均每十萬人收容了兩百六十位難民，
但極少國家有做到這樣的平均水準。最初，匈牙利接納的難民最多（每十萬人對上一千八百名難民，但大部分只是為了前往德國而過境），但這個數字在該國封閉與克羅埃西亞的邊界後，開始快速下滑。其他的東歐國家則沒有那麼大方：波蘭接納的難民數為每十萬人對上三十二人，羅馬尼亞則為六人。官員解釋，給予本地人的社會服務本就不足，根本不可能再分給尋求庇護者。且不得不說，許多東歐人都懷抱著與匈牙利總理奧班．維克多一致的反移民心態。此區域內興起了許多本土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和純粹的種族主義黨派。
而某些西歐國家也沒那麼大方。像是因為畏懼難民情況難以控制，而投票離開歐盟的英國，實際上也只接納了每十萬人對上六十人的難民數；法國則接納了一百一十四人，僅歐盟一半的水準。而且如同我們所知，二○一五年的蜂擁情況導致了二○一六年的反彈聲浪，讓許多大方的國家也不得不關上自己的大門。
在加拿大，難民危機在聯邦選舉的中期也爆發開來。史蒂芬．哈珀的保守派一直採取移民友善態度，每年接納的移民數也比過往執政的自由黨還要多。但在二○一○年一艘載滿泰米爾難民的生鏽舊船抵達英屬哥倫比亞的海岸後，保守黨的態度也變得沒那麼開放，開始收緊入境的限制。哈珀手握大權已經快十年了，加上他本來輸掉這場大選的可能性就很高，但當人民得知艾蘭．庫迪一家—那位葬身於地中海的敘利亞三歲男童，曾經被加拿大政府拒絕入境後，事情再無轉圜的餘地。冷血無情的哈珀內閣，迫使投票者轉向自由黨那位年輕且充滿個人魅力，並承諾在當選後的第一年內，開放兩萬五千名敘利亞難民入境的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這位領袖的懷抱。
杜魯道在二○一五年十一月當選總理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兌現政見，或至少試著兌現承諾：嚴格的安全檢查和僵化的官僚作風，卻讓這個數字一直到二月之前，都未能達成。不過人民是健忘的，他們明白政府已經傾盡全力，官員日以繼夜地忙著，公務人員更是自願性地取消了聖誕假期。聖誕節剛過，加拿大總理本人就現身在多倫多皮爾遜機場，親自迎接第一名入境者。「你到家了，」杜魯道對他們說，「歡迎回來。」
全國上下都紅了眼眶。二○一六年年底，有五萬名中東難民入境加拿大，儘管排在瑞典與德國之後，卻也領先了無數個國家—在考量到這些難民可是會永久定居在加拿大後。隔壁的美國，儘管人口為加拿大的十倍，卻總共只接納了不到一萬三千名的難民。
加拿大之所以接納了比美國多這麼多的難民，是因為加拿大人比較善良？當然不是。加拿大人知道，只要處理方式得宜，接納難民也能成為一件對國家有益的事。而這個道理早在四十年前，他們就已經學會了。
本文摘自今周刊出版社《無人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