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幣市值超越台積電！中美貨幣戰，為何「比特幣」有可能成為台灣的另一座護國神山？

一些如特斯拉等洞燭先機、前衛創新的企業，更是率先以比特幣替代部分現金作為其資產儲放的形式。除了最基本的投資獲利與通膨避險功能之外，比特幣能為企業核心事業帶來的跨時代優勢，將使其重要性不亞於當年網際網路的發明對企業戰略佈局的影響。因為看重比特幣這史所未見資產的眾多好處，許多企業與一般投資者爭先恐後地投入比特幣的浪潮中，深怕在此具有高度先行者優勢的賽局中跑得比人慢。

然而，比特幣最重要的潛力，在於當前民主陣營與專制政權間的對立局勢裡，能對「民主國家安全」所能作出的巨大貢獻。可惜如此的重要性卻在這陣牛市的煙塵與喧囂中被政府忽略了。

當前中美博弈的諸多戰線中，貨幣戰猶如二戰的中途島之役、國共內戰的徐蚌會戰，是決定戰略勝負的樞紐戰場。若民主陣營在貨幣戰中無法守住中共的攻勢，其他戰線的勝利－像是貿易戰、5G、生化科技的競爭等－則不再具有意義，因為美國國力是否能持續，全繫於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能否屹立不搖，這也是為何貨幣戰是民主陣營必須贏的戰場。

美國2020年的財政支出中，單單社會福利等強制性支出加上軍事預算，就已佔其財政收入的135.7%。換句話說，由於嚴重入不敷出，美國的軍事力量實際上得透過借錢來維持，而借錢必須來自於國債的發行。美國國債預計將在今年底達到三十兆美元天文數字，其最近十三年累積的債務，佔了美國建國244年以來所有債務的三分之二。

更糟糕的是，未來飆升的支出赤字，十有八九得靠聯準會印鈔來代替傳統舉債籌措，因為美國本土的銀行系統已沒有餘裕購買國債，而全球投資人也早已失去了對美國國債的胃口。當美國聯準會無中生有地將數以兆計的美元注入國際金融系統，也同時加劇美元的結構性問題，而使之變得更加脆弱。

貨幣有三大功能：交易媒介、價值儲存以及計價單位。美元能有今日的地位顯然非來自其價值儲存的功能，因為美元自從七零年代放棄金本位後，今日的一美元只能買當年價值16美分的商品，意即其早已損失了84%的購買力。美元的力量部分來自交易媒介功能，但最主要則是建立在其獨霸的「計價單位」功能之上。

當今世界不只能源是以石油美元系統去計價；80%的國際貿易也與美元掛鉤；更有超過61%的外國銀行儲備是美元以及將近40%的全球債務是以美元計價的。上述這些數字遠超過美國佔世界GDP的份額－16%。身為全球經濟的計價工具，世界創造出持續不斷的美元需求，奠定了美元在人們心中無可取代的地位。 

然而，美元的地位正飽受內外部的雙重壓力而危機重重。中國共產黨深知美元系統的弱點，亦樂於火上澆油。

在美國於2013年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迫使其脫離美元系統後，中國共產黨便展開了為期數十年的去美元化策略，以降低自己對美元系統的依賴，其最終目的則是與盟國推動整個世界的去美元化，使美元失去全球儲備貨幣地位。首先，中共自 2014年起即大量進口黃金，為金本位化與黃金人民幣計價做準備；2018年時，更推動石油交易以人民幣計價，這些舉措便是要打擊美元最重要的「計價單位」功能。

不僅如此，人民銀行更早在多年前便展開對數位貨幣的研究，這兩年電子人民幣DCEP若在中國大陸全面推行，勢必將透過一帶一路計畫滲透到國際市場，他國後進者若要如法炮製，短時間內亦難以在科技層面趕上。再者， 依照中共世界觀設計的DCEP能幫助政府加強對人民的監控，並使其具備對經濟體的全知能力，若中共將分享DCEP的技術架構作為其在國際關係上的籌碼，對各國政府將是難以抗拒的誘惑。

美國自身財政與貨幣政策喪失紀律，加上中共系統性的侵略，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在內憂外患下已是岌岌可危，更連帶使全球自由民主價值的維繫籠罩在陰影之中。

比特幣的出現扭轉了貨幣戰局勢

面對中共在數位貨幣擁有至少五年的技術領先優勢，各國央行現在才想趕上亦為時已晚，眼看是民主國家們無疑要白費資源與敗陣之際，比特幣卻已悄悄為美元在貨幣戰中拿下關鍵性的勝利。

「比特網絡」是區塊鏈技術發展中最早出現、亦是眾多相關項目中發展最成熟的龍頭應用。比特網絡以區塊鏈技術堆疊而成的資料庫架構，發展至今已成為世界上算力最強的電腦網絡及最安全的記錄保存系統，過去運行的12年間，未曾遭受駭客侵入成功。「比特幣」則描述了此網絡無可匹敵的「價值儲存」功能，當前市值更勝台積電，超過32兆台幣，是全球第十大貨幣，已非昔日小規模的實驗性科技。此外，比特幣在人權維護上亦有貢獻，因較其他資產難以被政府沒收，長期以來成為許多反威權民運組織保護財產、維持營運的基礎，是自由人權價值的盟友。

全球的比特幣交易，幾乎都是以美元為單位計價：超過82%的法幣兌換比特幣交易以美元進行；在中國境內，超過九成五的比特幣交易都是用與美元掛鉤的穩定幣來結算；而在今年一月美國貨幣監管署鬆綁銀行使用與美元掛鉤的穩定幣的限制後，美元已儼然成為了比特幣的唯一「計價單位」。猶如銅板的一體兩面，美元提供了比特幣計價單位的功能，而比特幣則將其無法摧毀的特性傳遞給了美元。

若比特網絡在幾年後超越黃金的市值，美元亦將因此延續其最重要「萬物的計價單位」的地位，在未來的新金融秩序中繼續保持其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無論中共的黃金與數位人民幣戰略如何發展，都將只是螳臂擋車。從國防戰略的角度來看，民主國家的安全成為了比特幣崛起下的最大受益者。

比特網絡具有無法摧毀的特性的主因，是其去中心化的網絡運作架構；而其去中心化的網絡運作架構，則源於將個人主權與自由深根於程式碼內的設計精神。一如民主思想，比特網絡的風行將對中共造成生存威脅，可別忘了，中共曾於2017年試圖禁止比特幣卻終告失敗。

中共的統治邏輯與體制與比特網絡相反，這使其永遠無法放心運用比特幣於財政制度中，也難以接受自身經濟體系過度採用比特幣，而這先天價值觀的差別，將為民主政體創造相對優勢。

已有許多事情反映了此一現象，例如：在將帳上現金比特幣化方面，西方企業顯然較中國企業走得更遠。中國雖為全球比特幣挖礦主力地區，然而其絕大多數礦工卻因不理解比特幣的重要性，長年以來力求挖礦變美元的致富模式，而未能為中國留下屬於金融與國安的第二道長城。

相較之下，諸多民主國家則採取開放態度，積極讓比特幣合規化。走在最前線的美國不僅持續精煉加密資產的稅務法規，更明文核准所有銀行經手比特幣集保服務，這促使過去半年美國企業在全球資產負債表比特幣化的潮流中一馬當先。日本則是世界第一位承認加密貨幣擁有合法支付地位的國家；韓國政府今年則確認所有相關交易與獲利免稅；歐洲許多國家更更給予比特幣相關產業長期優惠稅率，並明定保障其資產地位，避免自己在競相開放的賽道上不戰而敗。這一切都將進一步加強比特幣在貨幣戰中對美元與民主陣營的助力。

遭受中共多年直接威脅的台灣，相較其他民主國家更亟需主動去理解比特幣之於國安的深層意義，並研擬真正能造福於台灣的相關戰略，避免道聽塗說、盲目跟從。近期前美國中情局首長Morell澄清比特幣用於非法交易的迷思；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總裁Kaplin亦公開認定比特幣為「價值儲存」資產，批評之餘亦能平衡公允地點出比特幣的優點所在。如此面對嶄新事物，仍能盡量不偏不倚看待，正確的取其長、抑其短，才是台灣政府官員需要學習之處。

央行總裁楊金龍最近對比特幣發表的評論，與五年前彭淮南時代不符現實的論述相差不大，足見政府對此戰略資產的研究仍近乎原地踏步，令人憂心。而行政院長蘇貞昌簽署的虛擬通貨規範，不僅無法有效防制洗錢，還讓台灣面臨自絕於比特幣產業發展潮流，而置自己於貨幣戰帶來的巨大風險之中。

更令人擔心的是，在缺乏上述國安意識，以及受到「歡迎區塊鏈，拒絕比特幣」的行銷口號影響，台灣部分地方政府成立區塊鏈特區，資助區塊鏈項目，其實是風險相當高的作為。相較於比特網絡穩定且已運行多年的歷史，區塊鏈特區中的項目不僅成功率極低，即便有少數成功的項目，成氣候後仍有很高機會被吸收入依中共世界觀設計的「BSN區塊鏈服務網絡 」之下，台灣地方政府反而等同變相資助中共「數位一帶一路」的發展，而其對世界造成的威脅，可能不亞於中共5G技術的影響。

從國家安全角度出發，政府至少應意識到比特幣因供給定量所獲得的「價值儲存」功能，能防止台灣人民過去數十年來努力打拚所存下的外匯存底，在全球央行大撒鈔下付諸通膨流水的風險；具有無法摧毀並抗奪取特性的比特幣，更是戰時保護台灣的老本不受敵國破壞的最佳選擇。

值得慶幸的是，台灣的法規將比特幣定義為虛擬資產，恰好是最貼近比特幣本質的解釋。在此定義下，台灣相對他國能給予比特幣的相關產業更多發展空間與彈性。如能充分利用此一優勢，應能對國際人才與資金的進駐具相當的吸引力。相較身負台灣當前經濟發展主力重任的晶圓產業，加密貨幣產業能為台灣開闢另一個低污染、低資源需求、高產值、高度國際化的全新產業鏈，為台灣打造出具外匯風險互補性的經濟發展引擎，與另一個具有國安功能的護國神山。

比特幣不是貨幣，貨幣永遠是央行的特權，因為貨幣是政府是政府窺視經濟的一扇窗，是調節經濟冷熱的主要工具；比特幣亦不是證券，因為去中心化的設計，無任何團體能實質操控比特幣網絡上的盈利，而比特網絡本身亦無謀利動機。整個比特網絡，究其實是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的定量戰略資產，與最安全穩定的價值儲存網絡。此時此刻，比特幣更扮演著貨幣戰中，自由世界對抗中共的天降神兵。

作者簡介_李牮斯

地緣政治與加密資產研究者，曾任香港避險基金投資長，有超過14年專業投資經驗。三年前開始專注於中美博弈與比特網絡相關研究至今。現為台灣東森雲，台北日報，與印度 Sunday Guardian社論作者，不定期分享由產業與實務面切入的分析，以引起民主陣營對世界政經戰局的警視。

2015 年創立避險基金之前，曾任紐約Artio Global Investors分析師，負責亞洲宏觀政經研究與總值$40億美元的相關股票投資。

大學畢業後即進入西方投資界，任職研究員於丹佛Janus Capital Group (駿利基金），執行亞洲企業與產業的基本面研究。畢業於 Colorado College (科羅拉多學院）經濟與國際關係學位，並留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與瑞典Jönköp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嘉義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