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過去二百年的歷史中，差不多每隔十幾年就會發生一次規模大小不同的金融危機，經歷了那麼多次危機，為什麼二○○八年還會再發生呢？過去多年的改革為何不能根除金融危機的種子？
金融危機發生時，反而能顛覆一些舊有觀念。二○○九年年初，正處於危機高峰時期，一位在香港做私募基金的朋友老劉激動地向我說：「簡直難以相信，花旗銀行的股價跌到九十九美分，幾個月前還二十幾美元！」我說：「花旗銀行大概會破產，撐不下去了。」他說：「這怎麼可能！這樣的百年老店、美國最大的銀行！如果這家銀行也倒閉，那整個華爾街不是都完蛋了！」所以，二話不說，他買了花旗一百多萬股。
花旗銀行成立於一八一二年，它的一生幾乎就是華爾街的一生。不管從哪個意義上來看，花旗銀行就是華爾街的象徵，也是美國金融實力的象徵。二○○七年次貸危機爆發前，花旗市值達三千億美元，是排名全球第一的銀行，也是獲利水準全球第一的銀行，一年盈利二百七十多億美元。可是，世界就是這樣殘酷，以前看似倒不了的百年老店未必就不會倒。所以，我向老劉說：「不能因為一個公司老或者大，就以為不會倒。」二○○九年年初，花旗市值跌到剩不到二十五億美元。
二○○八年十至十一月，財政部等聯邦政府機構注資近五百億美元到花旗，並且提供數千億美元擔保後仍然不夠。到二○○九年年初，眼看快要倒閉時，花旗再透過主權財富基金、法人機構投資者和美國政府籌集了一千多億美元資本，最終依靠美國政府的全面救助才避免破產，也因此使美國政府成為花旗的最大股東。當然，這些救助也使老劉的投資在兩、三個月內翻了一倍多，儘管這是美國政府史無前例援助的結果。
在二○○八年的金融危機中，花旗還不是最悲慘的金融機構。當時，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全軍覆沒：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倒閉，第三大投行美林被收購，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被接管，最大的兩家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分別享受政府的救助。而第一大保險公司AIG（美國國際集團）被國有化，依靠一千八百五十億美元的政府注資和救助，才免於倒閉；而引爆次貸危機的「兩房」──房利美和房地美都被政府接管。
這場被稱為經濟大恐慌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到底為何發生，又帶來了什麼影響？為什麼之前的努力改革沒能避免這場危機呢？
驚心動魄的危急時刻
二○○八年的金融危機，是由二○○七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風暴，危機的核心地帶在美國，但很快蔓延到歐洲，也波及了廣大新興市場國家。
隨著金融危機的加劇，股票市場也劇烈震盪。二○○九年三月九日，全球股票市場跌到了過去十年內的最低值，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從二○○七年的高點下跌了五七％。金融危機也帶來了經濟衰退。美國經濟從二○○七年二月開始出現衰退，GDP成長率在二○○八年第三季為負一．三％，接下來的兩季分別為嚇人的負五．四％和負六．四％。失業率也同時飆升，二○○九年年末超過了一○％。這是二戰以來美國最嚴重的經濟收縮，大衰退的代價嚴重：四百萬美國家庭失去了房子，超過二千六百萬人失業，近十一兆美元的家庭財富蒸發。
然而，二○○八年金融危機的後續影響還在發酵中。例如，二○一六年是國際社會充滿「出乎預料」的一年，先是英國脫歐，再是美國川普勝選，而義大利的修憲公投結果也令人意外。
驅動已開發國家相繼「出乎預料」的共同因素是：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民粹主義的興起，而這種社會潮流只是二○○八年金融危機後果的延續表現，是大危機帶來的一連串反應中的一部分。就如一九二九年金融危機引發的貿易保護主義、關稅壁壘，導致各國關門鎖國，甚至引發二戰的經歷一樣。
二○○八年金融危機的成因
學界討論最多的幾個關鍵因素如下：首先，是貨幣政策的問題。在二○○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後，美國聯準會為了避免經濟衰退，推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先後六次降息，讓美國長期維持一％的歷史低利率。這導致過多的資金流向房地產市場，讓二○○一年到二○○六年的美國房價快速上漲，出現巨大房地產泡沫。
其次，是「住者有其屋」的居住政策。從柯林頓到小布希政府，都積極推行「住者有其屋」計畫，要求金融機構為那些沒有購屋能力的低收入族群提供信貸，讓他們能夠擁有自己的房屋。
特別是，一些國會議員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透過購買金融機構的房貸，來支援這個目標的實現，導致了很多沒有信用、沒有償付能力的人獲得住房貸款，也就是「次級房貸」。「次級房貸」進一步導致銀行的基礎資產蘊含著大量風險，這也大大推動房地產的泡沫，最後透過「次貸危機」引爆二○○八年的金融危機。因此，房地產泡沫是危機的首要原因。
再者，就是美國金融體系的本身問題。美國因為經濟大恐慌推出存款保險，雖然降低了擠兌風險，但同時也鼓勵銀行去冒險。這直接影響了二○○七年之前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因為銀行的房貸發放行為更大膽，透過高槓桿追逐利潤，忽視市場扭轉時可能引發的風險。
最後，因為銀行為了增加房貸的流動性，先是建立次級房貸市場，讓銀行隨時可以轉手賣出房貸，後來也把這些房貸打包，進行資產證券化。再後來，又有華爾街公司推出專門投資房貸證券的基金產品等。這一系列的創新，就把原始出資人和資金的最終使用者間的交易鏈拉得非常長，先是貸款經紀商把錢貸給要買房子的家庭，再把貸款契約賣給銀行，銀行再把貸款契約轉手賣給房利美，房利美再轉手賣給吉利美，由後者再打包賣給房貸證券投資基金，基金再賣給投資者。整個貸款鏈中的每一方都賺一些手續費和佣金，但每一方都不為貸款最後是否成為壞帳負責。因此，最初的借款方是否有還款能力，就沒有人去管；委託代理鏈條太長後，風險就不斷被擴大。
從最後的兩點可以看到，美國的每次金融危機後，都會進行改革和創新，但這些改革和創新都只對解決造成上次危機的原因有效，卻又都埋下了新的危機種子，而這些新問題的種子在短期內是看不出來的，只有等到下次危機才知道。這就是金融危機歷史不斷重演的原因，儘管每次危機的形式都跟上次不同。
也正是由於一九三○年代的金融危機，美國政府和聯準會沒有出手救市，所以，二○○八年金融危機時，美國政府幾乎沒有太多猶豫就出手救援，包括後來推出幾輪的「量化寬鬆」刺激政策。雖然這樣做當然避免了一九三○年代的擠兌和經濟大恐慌。但是，這種救市的手法和傳遞出「政府會負責」的信號，是否又為下一輪危機埋下了種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