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香港反送中運動，使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蒙上了一層灰；美中貿易戰才剛畫下休止符，新型冠狀病毒肺炎（2019-nCoV，又稱武漢肺炎）疫情延燒，直搗「中國製造2025」計畫的重工業重鎮。
這些衝擊事件，看似是中國「流年不順」，實質剖析來看，追根究柢仍離不開習近平「集權統治」下，中國「官僚體制」的沉痾。
時間回推到2019年的12月30日，當全球都沉浸在慶祝跨年氛圍時，武漢眼科醫師李文亮在微信的群組內，發出警告：「華南海鮮市場確診7例SARS，在我們醫院急診科隔離。」
身為第一批「不明肺炎」的吹哨者，李文亮很快就遭到了醫院監察科約談，並簽下了「違法問題」警示的《訓誡書》。
但不只李文亮，有8位醫師因在1月1日網路上發布「不明原因肺炎」消息而遭查處，當時還因此登上了央視新聞。
直到1月9日，中國政府才正式宣布，不明肺炎的病毒是與SARS高度相似的「新冠狀病毒」，但未出現任何因感染出現的新增病例，亦無有「人傳人」的警告。
當全中國人民相信政府當局的舉措，仍照常春運返鄉、準備過節之際，武漢確診患者數量短短兩日（1月18、19日）之內，從62例瞬間飆升至198例。1月20日，中國傳染病專家鍾南山出面正面證實「肺炎會人傳人」，才正式掀開了人民恐慌的序幕。
看似果斷的措施，短時間內決議「武漢封城」，事後證明了兩件事——— 不只時間點晚了，還成了中國人民陷入恐慌的最後一根稻草。
武漢境內的人民連夜搭車逃城，疫情持續失控，病毒跟著人群，從武漢持續西進，湖北、湖南、浙江、廣東、河南省都接連淪陷，一個個不斷累積的確診人數，擊碎了中國第一季GDP成長的可能，更掀起了人民惴惴不安的恐慌潮。
一篇期刊論文戳破真相——防疫指令為何慢半拍？
事實上，1月29日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一篇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中國武漢的早期傳播》的論文，竟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詳細的流行病學數據，高達425名患者的數據。
▲（圖片來源：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該份論文的圖表顯示，1月1日至11日期間，武漢有7名醫務人員感染，1月12日至22日期間，有8名醫務人員感染；令人更為吃驚的是，這篇論文的作者多是來自中國各地疾控中心、以及其他研究機構的研究者。
換言之，這顯示早在1月2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下達加大「防疫」力道之前，省市一級單位、國家疾控中心，早就已掌握了武漢肺炎「人傳人」的證據，卻遲遲未在第一時間阻止疫情的擴散，反而是緊縮相關言論，遲遲未有動作。
這鐵錚錚的事實，隨即在網路上引發批評與不滿，更加深了人民對當局政府的不信任感。儘管參與研究的大陸疾控中心，在1月31日發聲明表示，這篇論文是「回顧性推論」，但過去以往中國當局的處置方式，實難讓人信服。
政治判斷大於一切 失控疫情源自僵化的官僚體系
1月27日下下午，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專訪時，意外透露出：「我接到消息後，需要得到中央授權，才能公諸於世」，這段話揭露出中央政權的專制，早已箝制需要第一時間反應的地方政府。
尤其打破中共「集體領導」默契的習近平，自從上任後，不斷導向「個人集權領導」，這使得地方政府官員，為求自保與升官，「服從」、「等待指令」成了中國官僚體制內不成文的風氣。
實際回頭檢視過去中國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像是2003年的SARS、2008年毒奶粉事件、2019年非洲豬瘟，北京當局都有相似的處理公式—— 先是封鎖事實、中央下達指示，最終再找頂罪的「代罪羔羊」。
今年的武漢肺炎的疫情處理節奏，亦是如此，習近平會見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強調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防控工作，「我一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這顯示疫情防控雖然是由中國國務院李克強領頭，但習近平仍身肩最高權責。
但此次會面（1月28日）後，習近平就再也沒有在鏡頭前亮相過，儘管2月3日官媒指稱，習近平定調武漢肺炎防控工作的處理原則，但卻沒有露臉、沒有露聲，長達七天消失，一度引發外界臆測，CNN推測習是要退居「二線」，與疫情保持距離，顯示某位中共高層官員勢必得擔起全責。
儘管習近平在昨（2月5日）晚間再次亮相，呼籲「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勁時，越要完善立法」，試圖安定民心，但中國經濟將因武漢肺炎失控的疫情，付出產業鏈斷裂、中小企業倒閉、通貨膨漲的慘痛代價。
早已沉痾的中國官僚體系，因爲新冠狀病毒這個照妖鏡，照出了真相。
「刪帖」、「封城」僅能形式上打壓損己的消息，與17年前抗煞不同，現如今的中國儼然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未來還能承受多少次失敗的執政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