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這本書的初衷很單純，就是受不了大家在唱衰台灣。對我來說，台灣問題就是最低的水果摘完了，如今應該趕緊打造工具去摘更高的水果。
本文為《最低的水果摘完以後》的作者序
先進國家都老早摘完伸手能摘的水果，之後又經歷多次「摘完某一高度水果」的時刻。1982年我去美國念書，美國就處於如此窘境，媒體都是關廠、裁員新聞，大學生畢業即失業，街頭遊民暴增。但在此之前，自從1776年宣布獨立，美國已有過四十幾次衰退，每次都挺過來了，因此我沒聽到美國人自己在唱衰美國，或嫌年輕人一代不如一代。
台灣如今盛行唱衰台灣，一大原因是從前都沒遇過悶經濟，缺乏經驗，因此特別徬徨，感到無望。
那麼，台灣為何會遲至21世紀，才第一次感受到悶經濟？美國經濟頻頻摔跤，台灣自從1858年開港，除了兩次政權暴力更迭的短暫動盪，可說一帆風順，是因為台灣比較厲害嗎？
當然不是。美國走在前面，每次遇到危機都必須花時間辯論，嘗試錯誤，才漸漸學會如何產業升級，維持市場秩序。美國付學費學到的寶貴經驗卻是全世界皆可參考。美國人工成本上升，就發展出國際分工體系，Made in Taiwan玩具、成衣因此在六、七○年代大量湧入美國，台灣卻無需自己研發生產技術。先行者跌撞，追隨者平順，道理在此。
換成果樹的比喻，就是台灣光靠發展落後這一點，手摘水果數量就注定多於美國，才能摘這麼久。中國又在台灣後面，手摘水果又比台灣多，目前好多還沒摘完。這是中國成長率高於台灣的最主要因素。扯年輕人只追求小確幸是扯遠了。就算年輕人真是小確幸世代，這也是悶經濟的果，不是因。
我說台灣從前摘到的水果比較低，並無對前人不敬的意思。台灣在六○年代從進口替代轉型為出口導向，八○年代又發展成高科技電子大國，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問題是過往的成功經驗已經無法複製。如今，我們只能記住「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專注為現有問題尋求解方，而不是緬懷過去。
緬懷過去最常見的一種形式，就是「典範在夙昔」。記住尹仲容、李國鼎的貢獻雖然重要，但是「典範在夙昔」卻常有一種弦外之音，就是經濟下滑都怪官員不如從前能幹。
在言論自由的時代，官員被嫌笨是正常的。就算官員真的能幹，其政策也往往三五年才見真章，讓批評者沒話說。但要以為台灣問題是因為官僚今不如昔，卻是思考怠惰。尹仲容、李國鼎成功，是因為抓住國際分工體系初步成型的機遇。台灣的經濟奇蹟放在東亞也不奇特，前有日本，後有中國，同期則有其他三小龍。
我們要如何確知，今日檯面上那些大家公認很笨的官僚，把他們丟去五十年前，就無法創造經濟奇蹟？換一個問法：倘使尹仲容、李國鼎重返人間，憑他們的眼界，就有辦法處理今日難題嗎？
例如中國崛起，就是尹仲容、李國鼎從沒處理過的一道難題。自家果樹可以手摘的水果摘快完時，鄰居突然邀你去摘他家水果，而且他家果樹還特別多株，株株都水果低垂，這時你會想留在自家果樹下嗎？
李登輝於是鎖起門來不准自家人去隔壁。理論上，「戒急用忍」很正確，因為人除非不敢覬覦別家的低垂水果，不然不可能認命好好研究自家越來越難摘的水果應該怎麼摘。問題是，在自由民主時代，鄰居說歡迎我去摘，自家人憑什麼不准我去？
這又是尹仲容、李國鼎不必面對的另一難題。他們手裡的政策工具，例如管制外匯、限縮金融業務，後來皆已消失。威權時代要執行「戒急用忍」也許容易，但其配套是各種法規鉗制市場，一定打擊經濟。
這是「典範在夙昔」反映的另一種思考怠惰：明明威權已經結束很久，我們卻還在期待強人。從前人民無法當家做主，因此思考不是人民的事，是強人手下官僚的事。緬懷尹仲容、李國鼎，很大成分是在緬懷那個重要決策都天高皇帝遠的時代。
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後，政治人物都很愛講「拚經濟」。這三個字的頭號問題是空洞，讓人誤以為目前瓶頸只是意願問題：只要政府有心，經濟就能上去。第二個問題是「拚」字很誤導。難道台灣還停留在拚就能贏的階段嗎？許多企業主顯然這麼想，工時才會越來越長，終於逼出大減工時彈性的「一例一休」。
事實上，任何經濟體只要「摘完某一高度水果」，面臨的一定是知識問題，還有取捨問題。所謂知識問題，就是人力水平必須提升。尹仲容、李國鼎規劃的產業環境只需要少數菁英念大學，台灣要挺過悶經濟卻需要大量高階人才，因此本書有多篇文章討論高等教育。
至於取捨問題，是指改革一定會侵犯某些人利益。台灣上次有嚴重侵犯少數人利益的改革，就是「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推行當時如果像今天一樣自由民主，地主一定也天天上街抗爭，提起行政訴訟，並發動連署罷免立委。
某些取捨的重點則不是利益分配，而是價值。尹仲容、李國鼎的時代人民普遍都窮，因此沒人在講公平正義。但如今人民已有十分之一大富或中富，三分之一目前不富不貧，但正漸漸趨貧。公平正義已是目前社會上正進行的最重要討論。本書多篇文章，例如關於富人稅、房屋稅，都是我加入討論的嘗試。每人重視的價值不同，我個人較重視自由。
當然我無法說服所有人同意我主張。但我至少希望說服大家能夠跟我一樣樂觀，更懂得欣賞台灣的優點。例如我就認為，台灣只會代工這一點並不可恥。
只要行銷與製造分流，製造都叫代工。看來二者還會繼續分流，因此只要台灣依然擅長代工，就會製造業很強。
很強的製造業，一定是建立在穩固的智慧財之上。像鴻海、台積電在美國都是專利大戶。相反的HTC手機即使全盛時期，專利也不多。Nokia與Motorola賣掉手機部門，賣的其實是智慧財而不是品牌，因為智慧財比品牌長久。在科技快速變革的時代，品牌可以樓塌樓起，智慧財卻不能平地起高樓，必須一樓樓往上蓋。因此，代工創造的附加價值也許沒有少數成功品牌高，它提供的就業質量與穩定度卻大大勝過品牌。代工也代表我們擁有製程上的珍貴智慧財，不是別人可輕易取代。
許多人對台灣悲觀還有一原因，就是動不動拿台灣跟中國比。書中很多文章討論中國，就是要指出這種類比的不恰當。兩邊地理條件不同，發展階段亦不同。中國年輕人狼性，是因為狼性在中國依然有用。等中國亦摘完最低水果，年輕人自然會變另一種性格。
還有一種悲觀，是凡事都怨怪中國。台灣產業沒升級，某一階段的確可以歸咎中國磁吸，如今卻較多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很多時候，中國只能說是照妖鏡，照見我們有哪些缺失。
台灣雖然有很多問題，卻都是可以解決的。水果不等人，成熟就會紛紛落地，爛掉，因此我們不該浪費時間。只要我們這次學會摘取伸手搆不到的水果，後代就會更有自信，將來再度「摘完某一高度水果」時，就不會再有那麼多人唱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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