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川普稅改方案過關斬將，新稅制封堵企業避稅管道、逼迫製造回流，台灣科技業供應鏈最須留意的是，特種消費行為稅讓美國企業減少海外採購的殺傷力。
美國總統川普卯力推動下，美國眾議院、參議院分別在十一月中旬及十二月初通過各自版本的稅改草案。雖然兩院的內容略有差異，但都能貫徹川普的「全面大減稅」方向。這被解讀為川普上任以來的最大勝利，也被普遍認為是美國股市的一大利多。
稅改，是川普競選期間亮度最高的一張政策支票，也是他當選後美股一路狠漲的關鍵支柱。早在川普上任之初，美國避險基金龍頭橋水聯合（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辦人達里歐（Ray Dalio）就表示，川普的大舉減稅與金融鬆綁改革方向，將喚醒投資人冒險追求高報酬的動物本能。這個說法，正是過去一年美股上演「川普行情」的基調。
然而在稅改方案終於過關斬將之後，在股市表現上，卻出現了「科技股不漲反跌」的意外反應。一個先前讓華爾街高度期待的稅改方案，究竟藏了什麼讓美國科技業心驚膽寒的變革？這個問題，不僅攸關過去兩年引領美股的科技股後市，甚至若進一步探討，會發現台灣科技業其實也在這場美國三十一年來最大稅改方案的衝擊波內。
變革一：砍去美科技業既有稅負優勢
對美國科技業者來說，最明顯的第一道衝擊，是「眾人皆減稅，唯我未受惠」。怎麼說呢？因為在參議院的稅改版本中，包括了保留二○％的「企業替代最低稅率」（Alternative Minimum Tax，AMT，亦稱最低稅負制）。
以現行制度，企業在繳交所得稅時，可將投資於新設備、智慧財產權或研發相關等項目的支出抵減稅額，再以三五％的營所稅稅率計算稅金；現行制度亦有AMT的設計，稅率也是二○％，但用AMT稅率計算稅金時，極少支出項目可供抵減。在「三五％稅率，但可抵減多項支出」以及「二○％稅率，但不易抵減支出」兩者之間，企業必須取其金額較高者繳稅。
既然是「取其高者」繳稅，能用AMT稅率的企業自然少之又少。也因此，美國企業之間的稅率PK，比的就是誰有較多可抵減項目支出，在此之下，科技業自然享有較高的稅負優惠。但在這一回的稅改方案中，營所稅稅率大刀一揮，從三五％降到二○％（或二二％），等於也把科技業以往超過其他產業的稅負優勢一刀砍去。事實上，許多美國跨國高科技大公司，透過種種稅負減免，實質稅率低於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