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想從「差太多的人生」開始是不可以的，必須要從差不多的時候開始。從1989年6月4日開始講起。
作者：寇延丁
「你跟六四有關係嗎？」─沒有。我跟六四沒有關係。
我的回答來得極快，幾乎沒等貓代表的話說完─「我的故鄉小城，沒有任何活動。我在單位上班，沒參加任何活動。」
貓笑了：「別緊張。我們對你什麼都知道。這種問題，都是要問的。」
為什麼都要問這樣的問題？那一天，發生了什麼？
「你對六四什麼態度？」─沒態度。
「你必須有態度。」─反對。
貓代表看我一眼，右手持筆在筆記本上記下幾個字，夾著菸的左手擺了一擺。馬雙手在筆記本電腦上記下什麼。放我過去。
我跟六四沒有關係嗎？
「怎麼證明你跟六四沒有關係？」
我記不清已被徹夜罰站多久，只是記得站到晃。豬代表雙手倒背圍著我轉圈，轉了一圈、又轉一圈，間或喝令「不許晃」，終於轉夠了，在我面前立定。
豬獰笑著問我：「你有專門的一個文件，就叫：天、安、門。你想幹什麼？」─資料。我有收集資料的習慣。
「哼！哼！」
我知道這個意味深長的獰笑後面可能有一個沒頂之災，好在是衝我一個人來的。
既然已經看了我的文件夾，就應該知道，裡面不僅記錄了事實，也有戴晴對海外民運的批評如「天安門有限公司」，還有與之相關的糾扯如柴玲和紀錄片《天安門》導演卡瑪的訴訟。做為一個社會觀察者，我需要收集各種資料，各方各面的表達都需要了解……
豬又笑了。不復繼續用這個問題擠壓我。但我知道，他沒有放過我。他們沒有放過我。
顯然他們知道六四那天發生了什麼。我僅僅關注這件事情，就讓三個代表怕成這樣，可見那件事情本身，有多麼可怕。
那一天發生了什麼？讓你們怕成這樣？
六四跟你有關係嗎？
六四那天，我在故鄉小城，上班下班、做飯洗衣，一切如常。我是過後不久才知道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我是過後再久一點才知道，廣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我是過了更久才知道，很多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
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我沒有關係？
六四之後，我還如往常一樣，上班下班洗衣做飯。
「怎麼證明你跟六四沒有關係？」
我記不清已被徹夜罰站多久，只是記得站到晃。豬代表雙手倒背圍著我轉圈，轉了一圈、又轉一圈，間或喝令「不許晃」，終於轉夠了，在我面前立定。
豬獰笑著問我：「你有專門的一個文件，就叫：天、安、門。你想幹什麼？」─資料。我有收集資料的習慣。
「哼！哼！」
我知道這個意味深長的獰笑後面可能有一個沒頂之災，好在是衝我一個人來的。
既然已經看了我的文件夾，就應該知道，裡面不僅記錄了事實，也有戴晴對海外民運的批評如「天安門有限公司」，還有與之相關的糾扯如柴玲和紀錄片《天安門》導演卡瑪的訴訟。做為一個社會觀察者，我需要收集各種資料，各方各面的表達都需要了解……
豬又笑了。不復繼續用這個問題擠壓我。但我知道，他沒有放過我。他們沒有放過我。
顯然他們知道六四那天發生了什麼。我僅僅關注這件事情，就讓三個代表怕成這樣，可見那件事情本身，有多麼可怕。
那一天發生了什麼？讓你們怕成這樣？
六四跟你有關係嗎？
六四那天，我在故鄉小城，上班下班、做飯洗衣，一切如常。我是過後不久才知道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我是過後再久一點才知道，廣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我是過了更久才知道，很多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
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我沒有關係？
六四之後，我還如往常一樣，上班下班洗衣做飯。
六四之後，我跟戰友之間交往少了。
戰友聚會時總會有人感嘆生不逢時：我們復員趕上百萬大裁軍，姥姥不喜舅舅不愛哪裡都沒人要除了父母單位不得不收，都是最下層的小辦事員小嘍囉。六四一過復轉軍人大翻身，銀行工商稅務好單位可勁兒挑，沒多久一個個都成了中層幹部第三梯隊……
六四之後，我跟身邊人的交往少了。
六四之後，我跟原來的生活漸行漸遠。
怎麼才能證明六四之後的中國跟我沒有關係？
過了更久，2013年的某一天，在廣州，結束了上午的分享，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他們的工作午餐，盒飯。邊吃邊聊。
「那天死去的每一個人，都跟我有關。」
我這話緣自一個90後的問題，他還是個高中生，比我兒子小很多。
「我不確切知道那天到底死了多少人，但確定每一個人都是替我死的，不管是死在廣場上的學生還是路上擋軍車的市民或者是圍觀群眾─那天死去的每一個人，都是替我死的。」
「有人替我而死。從那一天起，我就是一個有責任的人。不僅為死去的人負責、為他們的死負責，還要為我們共同的未來負責。終此一生我都無法擺脫與六四的關係，從知道真相的那一天起。」
不管是不是知道真相，六四已經與我的人生結下了無法擺脫的關係。至死無休。
不管有沒有人逼問，我都無法迴避這樣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面前，別人是不是放過我並不重要，最根本的是我能不能放過自己：「我受不了六四之後中國的變化、中國人的變化。我們不再相信明天會好，不期待不指望不追求明天會好，不再以為，這應該跟我有關係可以跟我有關係並付諸行動……」
那一天，小夥伴們被我突如其來的哭嚇到，眼淚就像自來水一樣傾倒在手中的盒飯裡。
「你專門收集了那麼多與六四有關的資料，到底想幹什麼？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你沒有關係？」
這無法證明亦無須證明。我只是希望明天會好、中國會好，即便明知未必如願亦不可不為。我所作所為僅圖自己心安。
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你沒有關係？
「這種問題，都是要問的。」饒是三個代表，都無法迴避：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他們沒有關係？
那一天，我在故鄉小城，24歲，是小機關裡的小職員，柴米油鹽的家庭主婦，即將成為母親，一個看似與天安門廣場無關、一個與廣場母親無關的母親。我不知道廣場上發生了什麼，更不知道我將終此一生面對這個問題：這一天跟我、跟我的孩子、跟我孩子的孩子、跟中國人的未來有什麼關係？
怎麼才能證明六四之後的中國跟我沒有關係？
過了更久，2013年的某一天，在廣州，結束了上午的分享，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他們的工作午餐，盒飯。邊吃邊聊。
「那天死去的每一個人，都跟我有關。」
我這話緣自一個90後的問題，他還是個高中生，比我兒子小很多。
「我不確切知道那天到底死了多少人，但確定每一個人都是替我死的，不管是死在廣場上的學生還是路上擋軍車的市民或者是圍觀群眾─那天死去的每一個人，都是替我死的。」
「有人替我而死。從那一天起，我就是一個有責任的人。不僅為死去的人負責、為他們的死負責，還要為我們共同的未來負責。終此一生我都無法擺脫與六四的關係，從知道真相的那一天起。」
不管是不是知道真相，六四已經與我的人生結下了無法擺脫的關係。至死無休。
不管有沒有人逼問，我都無法迴避這樣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面前，別人是不是放過我並不重要，最根本的是我能不能放過自己：「我受不了六四之後中國的變化、中國人的變化。我們不再相信明天會好，不期待不指望不追求明天會好，不再以為，這應該跟我有關係可以跟我有關係並付諸行動……」
那一天，小夥伴們被我突如其來的哭嚇到，眼淚就像自來水一樣傾倒在手中的盒飯裡。
「你專門收集了那麼多與六四有關的資料，到底想幹什麼？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你沒有關係？」
這無法證明亦無須證明。我只是希望明天會好、中國會好，即便明知未必如願亦不可不為。我所作所為僅圖自己心安。
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你沒有關係？
「這種問題，都是要問的。」饒是三個代表，都無法迴避：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他們沒有關係？
那一天，我在故鄉小城，24歲，是小機關裡的小職員，柴米油鹽的家庭主婦，即將成為母親，一個看似與天安門廣場無關、一個與廣場母親無關的母親。我不知道廣場上發生了什麼，更不知道我將終此一生面對這個問題：這一天跟我、跟我的孩子、跟我孩子的孩子、跟中國人的未來有什麼關係？
那一天，薛野在北京，19歲，這個兩年前的貴州高考狀元是北大學生，在廣場上。
那一天，梁曉燕在北京，32歲，北外老師。她不在廣場，是槍響後趕去的：「我的學生還在那裡，我要把他們帶下來。」她自己的學生都活著帶出來了，但目睹了別的學生的死亡，以及更多的死亡。
那一天的我們全然陌生，不知道彼此的人生將在十幾年後交匯，更不知道二十幾年後會有一個這樣的營會，我會成為媒婆、薛野是成員、梁曉燕則是過客……
那一天，滕彪在故鄉小城，吉林樺甸，是16歲的高中生，兩年後考入北大。2014年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六四集會上說：「如果我早出生兩年，那被坦克碾死的，很可能是我；而那流乾了眼淚的、被禁止說出真相的、被禁止悼念的，就是我的母親。六四死難者是替我而死的，是替我們每一個倖存者而死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生命裡包含了他們的死亡，如果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們無法真正理解自身和我們所處的中國……」
那一天，滕彪在故鄉小城，吉林樺甸，是16歲的高中生，兩年後考入北大。2014年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六四集會上說：「如果我早出生兩年，那被坦克碾死的，很可能是我；而那流乾了眼淚的、被禁止說出真相的、被禁止悼念的，就是我的母親。六四死難者是替我而死的，是替我們每一個倖存者而死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生命裡包含了他們的死亡，如果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們無法真正理解自身和我們所處的中國……」
那一天，在香港，周永康尚未出生。他1990年出生，與我兒子同齡。當高中歷史老師講到六四的時候放了一個讓教室裡灑滿淚水的短片：「六四可以說是我們這代人第一次接觸公共領域的門檻，我們絕大部分對政治、社會議題的關心，都是從六四開始的」。24歲時他競選成為「學聯」祕書長。(必須插播一條名詞解釋：學聯全稱「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旨在「認識中國、關心社會」，80年代一直積極組織香港學生參訪大陸，是親中國親北京力量，六四後與中國政府決裂。)
那一天，在香港，黃之鋒尚未出生。他1996年出生，16歲時發起成立香港第一個中學生社運團體「學民思潮」，領導的反國教運動12萬人包圍政府總部抗議國民教育科加入中學必修科目。如果不這樣做，遠在香港的周永康和黃之鋒們，就會像我的兒子一樣，無法在課堂上獲知歷史、獲知六四，以及更多歷史與真相。
那一天，香港人陳健民30歲，在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生。
在湖北，李英強，10歲，小學生。
在北京，胡佳，16歲，高中生。
在福建，曾金燕，6歲……
在湖北，李英強，10歲，小學生。
在北京，胡佳，16歲，高中生。
在福建，曾金燕，6歲……
那一天，我們在天南地北經歷各自的人生，不曾想過彼此會有交集。這些人在三個代表對我的審訊中反覆出現─他們將成為我的罪名，我將成為他們的罪名。
那一天，在北京，田螺姑娘，剛剛出生。我不知有她，她不知有我，亦不曾在審訊中出現。我們無從預想，我將成為她的偶遇，她將成為我的偶遇─引發這一切的，還是六四─大三那年看完紀錄片《天安門》，她哭著質問父母「為什麼不告訴我六四那天發生了什麼？」她的父母與我同齡，素與獨生女兒交流良好，父親陡然色變命令她把片子交出來，他要銷毀這可怕的東西……
那一天，在香港，查良鏞，65歲，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同時、同由宣布退出的，還有鄺廣傑，聖公會大主教。
那一天，在北京，田螺姑娘，剛剛出生。我不知有她，她不知有我，亦不曾在審訊中出現。我們無從預想，我將成為她的偶遇，她將成為我的偶遇─引發這一切的，還是六四─大三那年看完紀錄片《天安門》，她哭著質問父母「為什麼不告訴我六四那天發生了什麼？」她的父母與我同齡，素與獨生女兒交流良好，父親陡然色變命令她把片子交出來，他要銷毀這可怕的東西……
那一天，在香港，查良鏞，65歲，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同時、同由宣布退出的，還有鄺廣傑，聖公會大主教。
那一天，在香港，司徒華，58歲，發起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後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從事與委員身分不符的活動」停止其《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職務。同時、同由被撤的，還有李柱銘。
我與這些人沒有交集，他們的名字也未曾在三個代表對我的審訊中出現。但我卻不能說跟他們沒有關係或者他們跟我沒有關係。查良鏞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筆名「金庸」而我是金迷。金庸還是著名報人，創辦了香港《明報》，陳健民是《明報》作者，而我是陳健民的讀者。司徒華已過世多年，但「支聯會」一直都在，「支聯會」的活動一直都在，包括每年一度維多利亞公園六四集會。我雖未曾參加，但前文所引滕彪的演講，就是在那裡發表的，但我有很多朋友每年參加那個集會……
六四，跟我有關係嗎？跟我沒有關係嗎？
六四，跟我們有關係嗎？跟我們沒有關係嗎？
我家是從不談論六四的。就像我們也不談論恐懼。
一次老媽忽然問我：「六四那天到底死了多少人？」我隨口回答：「沒有確切數字，有名字的廣場母親有兩百多個。」父母都是老黨員。我媽不良於行也不會上網，除了看電視，她的生活幾乎與世隔絕。
那對話一閃就過去了，我和媽都不復提及。我們把它遺忘了，就像一個祕密。
我們容身其中的這個世界，有太多祕密。
我們容身其中的這個世界，有太多祕密。
就像我們的生命裡，承載了太多的恐懼。
六四，成為我們彼此隱祕的恐懼。
我們彼此，已經成為彼此的恐懼。
我們不著痕跡地用遺忘覆蓋恐懼，遺忘在生命之中非常隱密的地方，讓自己以為不存在。
(張道宜 整理)
出版：時報出版
書名：敵人是怎樣煉成的？
作者：寇延丁
山東泰安人。自由作家、紀錄片獨立製片人。著有《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行動改變生存--改變我們生活的民間力量》、《可操作的民主》等著作；先後建立了「北京手牽手文化交流中心」、「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等公益組織，發起了「北京水源保護基金會飲水思源愛藝文化基金」。文學作品曾獲《人民文學》獎項、入選《臺灣文學年鑑》，非虛構作品獲二○一二「南方閱讀盛典」最受關注作品獎，新浪讀書二○一二年度十大好書、中國讀書報二○一二年度十大好書等獎項；公益行動曾獲二○一○年度幸福中國十佳公益專案獎和壹基金社會組織救災行動獎；個人獲評二○一二公和年度人物。二○一四年十月，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為由抓捕了寇延丁。據報導她因聲援占領中環運動而被抓，二○一五年二月十四日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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