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求端政策已經走到盡頭，當局需要的不是更多政府投資項目，而是需要打破國企、銀行壟斷，讓民間迸發創造性和投資激情。
近十幾年，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基本上清一色針對需求端，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來作逆週期調節，其中二○○五～○七年的貨幣政策收縮、二○一○～一三年的四兆和斷斷續續的房地產調整為其代表作。以凱恩斯經濟理論為基礎的需求端經濟政策，以協調經濟的總量為主，鮮有在經濟結構、制度、生產力上發力的。逆週期政策雖然一時間墊高需求，維持增長速度，不過久而久之也催生出經濟的失衡、錯位。筆者認為，在中國需求端政策已經用老，不僅政策效用遞減，對結構性調整力有未逮，甚至延緩必要的調整。
中國經濟走到今天的輝煌，三次供應端突破功不可沒。第一次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從制度上突破舊計畫經濟的經營模式，提高了生產力。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開始的經濟特區政策，令中國一舉成為世界加工廠。第三次是中國加入WTO，一方面中國產品湧入世界各個市場，另一方面打通了內部市場的經絡，經濟再次騰飛。這三次供給端的思想革命，帶來生產力大幅提高，經濟結構迅速改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改變都是政策觸發民間資本的投資積極性，而非政府自己充當投資主體，越俎代庖地替代民間去做投資。
筆者認為，中國需求端的宏觀調控已經走到盡頭。不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沒有空間擴張，而是這些政策對結構性改革、推動創新創業、提高生產力、引導新需求，根本就是緣木求魚。中國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政府投資項目，而是民間迸發創造性和投資激情。不是無條件維持現有產能和產業布局，而是清除過剩產能，誘導新的消費需求，帶動新的投資熱情。不是國進民退，而是打破國企、銀行壟斷，多成就一些今天IT企業那樣的繁榮。
需求端政策最重要的是維穩。其實維穩需要維持的未必是GDP增長，而是就業市場。目前中國的就業市場遠比GDP增長穩定，不知維穩從何談起。維穩思惟下，過剩產能無法被摧毀，令製造業通縮不斷、劣效地方基建項目越來越多，僵屍企業、銀行的僵屍帳面繼續霸占經濟空間，窒息新興產能、新興需求的發展。
筆者相信，中國經濟要想走出目前的結構性困境，唯有求救於供應端經濟學，從制度突破、國企改革、減稅、活化小微企業入手，從打破壟斷、消化過剩產能、控制財政赤字入手。
（本專欄隔周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