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美國只要看本國經濟數據就能決定政策；如今，各國經貿互相影響，風險大增，也打亂了美國升息的腳步。
美國聯準會一貫有兩個政策目標，維持幣值穩定和改善就業狀況。
然而，聯準會九月例會卻在傳統的雙目標之外，提出了第三個要素－外圍環境，這第三個要素，硬是將美國利率正常化的起步點推後。在國內經濟上，公開市場委員會對環境的把握相當精準，就業市場復甦強勁，總體經濟與房地產市場也已步出危機；通貨膨脹因汽油價格因素而走低，不過工資上揚明顯，早晚會傳導到CPI（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同時國會兩院被共和黨所把持，共和黨對QE一直有微言，監管聯準會之聲不絕於耳。在此背景下，公開市場委員會已做好加息的準備，逐步調校市場預期。
外圍環境打亂了聯準會的部署，先是希臘債務危機，再有中國A股暴跌，最後人民幣貶值觸發全球風險資產價格亂波。市場動盪之大，令聯準會也無法坐視不理，因為潛在的金融風險可能帶來更大的調整和資金的連鎖反應。在會後記者會上，聯準會主席葉倫談論外圍風險（尤其是中國因素）的時間，遠遠多過對通貨膨脹與就業市場討論。如此重視外圍環境，在聯準會政策歷史上絕無僅有。聯準會自有其道理，不過市場還是吃了一驚。明明聯準會議息前，多數人士通過各種渠道來遊說不加息，可是聯準會真的不加息，市場又擔心聯準會知道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股市反而因此大跌。
市場對聯準會政策動作反應劇烈，是因為政策透明度消失。無論在決策上還是信息釋放上，都出現阻滯，反映到市場上便是風險溢價上揚。歐洲央行、日本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也有類似的傾向，市場也有類似的反應。葛林史班任內致力於提高政策透明度，當時平穩的宏觀環境、下行的通膨走勢為此提供了基礎。金融危機後各國央行全力救市，政策共振度高。今日，美國開始步出危機，政策也開始進入「後危機時代」，於是聯準會決策變得更複雜，透明度自然下降。
是不是聯準會在通膨和就業之外，將外圍因素加成考量貨幣政策的第三元呢？筆者認為此乃一時性現象。畢竟通膨壓力尚未顯性化，增長基石也不穩固，美國貨幣當局有等的本錢，又恰好碰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匯率、股市上亂波迭起，全球市場受到衝擊。長遠來看，相信聯準會做出政策決斷的基準仍在通膨和就業上，其他均是擾動因素。聯準會依據國內經濟基本面來制定政策，是堅定不移的。相反，當聯準會進入加息周期，資金成本、資金流向的變化，可能給其他國家的貨幣政策帶來不確定性。「美元是我們的，問題是你們的」，會讓許多央行頭疼，政策難度上升，風險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