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專制大國在「理權」這件事上所面對的環境壓力非常重要,一旦缺少這份理解,往往導致台灣社會拿自己對「權力」的經驗,誤判了彼岸現象的含義。
理財的目標是增值,底線是不貶值;理權也一樣。然而在增值與貶值的策略上,理權和理財卻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當財富巨大時,風險分散是不可違背的策略;但在理權這件事上,分散權力不但不會帶來穩定,而且可能帶來敗落。
有人會說,分權加上權力制衡,不是最穩定的結構嗎?這不是民主的精義嗎?不錯,但我們這兒談的是專制體制,而非民主體制。民主體制帶來的穩定性是以百年計,而專制方至多只能看到十幾二十年。
理財的道理,專家比比皆是,就不班門弄斧了。倒是「理權」這件事,台灣在世界上,只能算是中小型國家,權力也已相對分散,沒機會見識赤裸裸的專制大國理權技能,在這兒與大家分享一二。了解專制大國在理權這件事上所面對的環境壓力,對台灣人民非常重要,缺少這份理解,往往導致台灣社會拿自己對「權力」的經驗,來判斷彼岸現象的含義,而造成嚴重的誤判。
人的身體是非常脆弱的,即使是彪形大漢,一塊石頭、一顆子彈也能要了他的命。因此核心權力者,需要重重的保護,這包括貼身衛戍、陸面武力及防空,這在美國、日本、中國、俄國都一樣;不同的是,前兩國靠的是制度,後兩國靠的是親信。另外,前者在民主制度下,不必擔心武裝政變,後者在專制制度下,必須時時提防。
國家再大,其核心權力集團其實不需要太多人,以美國聯邦政府為例,白宮內的真正決策人士也不會超過二、三十人,有時甚至五、六人而已(例如尼克森時代)。然而,此核心集團需要大量周邊政治力量的支持,在美國是國會及州長,在中國是政治局二十五名委員及解放軍七大軍區司令,其他單位不過是聽命行事的橡皮圖章罷了。
民主制度下沒有「最高領導」,再大的人物都是受到制度制衡的;但在專制制度下的最高領導,只要有三股以上擁有武裝力量的政敵同時發難,核心權力者就岌岌可危。這也就是為何當擁百萬武警力量的周永康和策動成都軍區的薄熙來,加上部分政治局成員、政壇老人開始結成一氣的時候,核心集團必須予以痛擊瓦解的原因。很少世人知道,促發當年六四血腥鎮壓的原因,學運固然是引爆點,但背後的武裝政變壓力,也是親信衛戍部隊進城護主並掃蕩的要因。
權力集中,需要門面理由。在中國,門面理由很多,慣用的是黨的團結、民族主義等。中國的理權還在進行,台灣得避免成為門面理由,變成彼岸理權手法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