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盤後，政府應降低資本適足率，讓銀行更容易放款，刺激景氣。
但積極的貨幣政策卻把利率壓低到令放款無利可圖，打擊了銀行的放款意願。
全球貿易成長趨緩，成長率約僅有全球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的七○％，頗令專家擔憂；一般而言，貿易成長速度應高於整體ＧＤＰ。有人將此歸咎於新興市場經濟和股市表現落後已開發市場，這也引發市場對經濟持續復甦的質疑，並點出全球經濟結構基本面的潛在變化。
談到全球貿易，就不能不提世界最大貿易國——中國。台灣中間產品的進口占貿易總額的比重從五○％降到三五％，表示中國進口更多的成品供最終消費，而非進口半成品供製造與轉出口。我們一直希望見到中國成為消費大國，來帶動全球經濟需求和成長，而非只是台灣勞動力和產品的競爭對手。近年來，北京不斷逼迫企業調漲薪資，如今似乎已見成效。問題在於，中國進口的多數成品是來自已開發國家，而非台灣。
貿易量萎縮也造成貨櫃運價的暴跌。上海到鹿特丹航線的運費，已跌到歷史最低的三四二美元；今年來的平均運價是七四二美元，前年一至五月的平均運價是一一五一美元。運價低於一三○○美元，貨櫃航商就要虧錢了。
另外，則是貿易融資萎縮。貿易融資是融通客戶買賣所需的資金，是貿易擴張的必要條件，不過，在二○○八年的金融海嘯過後，各國政府對銀行實行更嚴格的資本適足（RBC）規定，迫使銀行提高資本，還得大幅降低放款的組合；而積極的貨幣政策，把利率壓低到令放款幾乎無利可圖，在在打擊銀行的放款意願。
這是政府擴大循環（procyclicality）的另一例。在景氣擴張階段，政府傾向採取放任政策，導致過度投資與投機。理想中，政府應該在景氣好時，提高銀行資本適足率，但沒有哪位官員甘冒「派對殺手」的罪名，甚至被指控是崩盤元凶——儘管崩盤是無可避免的結局。崩盤後，政府應該降低資本適足率，讓銀行更容易放款，以刺激景氣復甦。然而，現在政府在壓低利率的同時，還反向大幅調高資本適足率，一如我們過去七年所見，實在毫無意義。
去年底，美國和英國政府分別對全球銀行開罰，總金額高達一八○○億美元，而行動可能還沒結束，巨額罰款將進一步削弱全球銀行業的放款能力。
在經濟成長時，政府鼓勵過度放款；景氣收縮時，卻收緊貸款，儘管這是不對的，但現在我們就在這麼做。
不過，好消息是，等到這波重罰告一段落，政府也了解調高資本適足率的規範，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整體經濟的系統性風險，屆時我們便可期待，信用和經濟可望出現真正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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