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貨幣政策刺激所帶動的經濟成長僅是表象，為出口商尋求低成本策略，最終注定失敗；穩健的國內消費，才是最可靠的成長來源。
我很少把日本當作政治或企業治理的典範，反而認為其他工業化國家應以日本為鑑。長期以來，日本似乎將自己裹在孤立主義裡，但突然間卻又破繭而出，幻化為展翅的彩蝶。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如此，二戰後一九八○年代亦復如是。最近安倍政府力推的「股東責任管理計畫」（corporate stewardship initiatives），或可稱之為「安倍經濟學第二部曲」，可能又是一個契機。
提高日本企業的ROE（股東權益報酬率），是帶領經濟重返成長軌道的動能；因為只有真正具有競爭力的公司才能獲利，也才付得起較高的薪酬。
股東責任管理計畫規定，政府基金和其他與政府有關的基金和機構，必須提出持股公司確保最高ROE績效的證明；此將帶給日本企業壓力，降低複雜的交叉持股，並關掉不具效益的廠房以削減產能。這麼一來，我們便能確保政府的改革是玩真的，而非喊喊口號而已。
安倍經濟學第一部曲以貨幣政策刺激景氣，還包括日本央行的量化寬鬆，以及劇貶三成的日圓。雖然有個好的開始，可惜只是短暫的煙火。透過貨幣政策刺激所帶動的經濟成長僅是表象，多數企業和消費者反因疲弱的日圓而吃盡苦頭。為出口商尋求低成本策略，最終注定失敗；因為全球各地總是會有更便宜的競爭對手。一個穩健的國內消費，才是最可靠的成長來源，美國經濟便是明證。
日本的ROE在亞洲市場倒數第二，估約九％，亞洲區平均值約一一．七％，進步的空間相當大，單單提升至亞洲平均水準就有近三成的成長幅度。此外，國內薪資和消費也將同步增加。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二個結論。首先，日圓更進一步貶值的可能性已減低；日本政府也展現決心，不再單靠貨幣刺激政策作為安倍經濟學改革的基石。其次，當日本企業管理階層在面對提升ROE壓力而縮減產能之際，消費部門的規模又在擴大，日本極有可能成為台灣潛在的出口市場。
台灣企業的ROE平均在一三．七％；更重要的是，台灣以較低的財務槓桿（自有資本率較高），仍可達到這樣的高標準，相當難能可貴；台灣的股息殖利率也在亞洲區的前段班，高殖利率證明，台灣企業的獲利是貨真價實，而非透過會計行為所創造出來的。
儘管表現不俗，但是台灣仍有進一步提高獲利標準的必要，尤其是金融業。若政府能大幅鬆綁金融產業的法規限制，將會讓這個全國主要的納稅者和最大雇主，加速前進的腳步，創造更亮眼的績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