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國安機密文件外洩，背後主謀竟是一位二十九歲的蒼白青年。「我不想活在沒有隱私、沒有自由的世界，這樣網際網路的獨特價值會被消滅掉。」他宣稱一切所為基於良知，他究竟是叛國賊，還是無名英雄？
二○一三年六月五日，英國《衛報》發表〈美國國安局每天蒐集數百萬威瑞森客戶電話紀錄〉內幕鳴槍，這場由記者格倫．格林華德（Glenn Greenwald）、反政府紀錄片工作者蘿拉．波伊特拉（Laura Poitras）與史諾登，三個小蝦米對抗美國的隱私權戰爭正式開戰。事件以一天一爆的形式展開，由「稜鏡計畫」的披露，到最終史諾登現身達到高潮。
在揭發美國政府全面監控的真相後，史諾登已在歷史留名，與當時揭發水門案的費爾特（Mark Felt）並列為最著名的「深喉嚨」。只不過水門案的深喉嚨選擇三十年後才曝光，而史諾登卻一開始就打算面向世人。
放棄工作、女友 只為揭發政府之惡 卻被貶為虛榮宅男
一三年六月九日，史諾登在蘿拉掌鏡下，首次轉向幕前。影片中史諾登略顯蒼白，語氣平靜地回應記者格林華德的盤詰，每個細微的表情變化都逃不過鏡頭的逼視。也許是害羞，也許是缺乏練習而略顯陌生，他不太看向鏡頭，大多時候只是盯著格林華德，或凝結在空間的某一點上；少了眼神交流，他侃侃而談的長篇大論，不像對著觀眾講話，比較像個科技怪胎在喃喃自語。
拍攝地點在香港史諾登下榻的飯店房間，他身後是一面大鏡子，映照著他的背影；蘿拉的構圖像個幽微的隱喻：史諾登從此是個沒有隱私的人。他說：「任何人做出這麼重大的一件事，有責任向大眾說明清楚他為什麼這麼做，以及他希望達成什麼。」
站出來的代價很高，史諾登放棄一棟房子、一份年薪十二萬美元的安穩工作、交往多年的女友等，換來的是喪失人身安全，以及一輩子的牢獄生活。除此之外，他也曉得，自己過往的一切都將被政府、媒體聯手攤開來，甚或加油添醋地醜化。
他做了這麼多，只是為了吸引大眾討論一個問題：你能不能接受政府剝奪你的隱私權？「記住，我沒有要改變社會，我只想給社會大眾機會決定是否要改變，讓人們有權決定要不要被監聽。」他在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坦率表態。
雖然沒有領導大眾的企圖，他宣示立場的意味濃厚，「我不想活在沒有隱私、沒有自由的世界，這樣網際網路的獨特價值會被消滅掉。」他說自己與一般的上班族沒兩樣，但很難想像有哪個上班族，會為了維護自己的信念和國家敵對。即使影片裡的他說話條理分明，部分媒體還是為他扣上叛國賊的帽子，或者將他貶成一個幼稚天真、想藉此出名的虛榮宅男。
回溯史諾登的經歷，幾乎很難找到支持他是叛國賊的證據，甚至在九一一事件後，他變得相當「愛國」。他的父親為聯邦政府工作三十年，而他中學輟學，從未取得高中學歷，沉迷網路，喜歡電玩與希臘神話，兩者甚至成為形塑他道德價值的關鍵。電玩讓他體悟到，「平凡的人如果對正義有充分決心，也可以戰勝最強大的敵人。」而希臘英雄們以自身經驗啟發他，「我們自己才能透過行動，為自己的生命灌注意義。」
曾從軍保家衛國 摔斷腿退役 因電腦天分被國安局吸收
史諾登從小展露科技天分，十八歲就是微軟認證的系統工程師。二十歲進入美國陸軍，於訓練時摔斷雙腿，被迫退役；隨後踏上父親後塵，為聯邦政府工作。他先在國家安全局祕密管理所使用的馬里蘭大學語言高深研究中心擔任保安警衛，之後被拔擢為中央情報局的科技專家，前景一路看好，曾被派到瑞士日內瓦三年，中間甚至得到外交官的掩護身分。
但他越深入情報工作，越感迷失。他無法用「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來說服自己。他發現自己情報體系造成的傷害，可能要比它的保護效果來得大。他曾經看過，一位中情局特務為了吸收某位瑞士銀行家替美國工作，刻意結交這位銀行家。某天，特務把銀行家灌醉又鼓勵他開車回家，最後這位銀行家被以酒駕罪名逮捕；中情局探員表示可以提供種種幫忙，條件是他要和中情局合作，但銀行家仍然拒絕。
史諾登受不了，他認為中情局毀了這位銀行家的生活，達不成目的後卻一走了之。
他親眼目睹國安局對隱私的侵犯越來越無法無天，讓他痛下成為「深喉嚨」的決心。「我發覺，他們建構的系統，其目標是消滅全球的隱私。若是他們完成了，全天下的電子通訊無不被國安局蒐集、儲存和分析。」當國家不受監督地擴權卻不須負相對的責任，他決意挺身反抗。他了解自己正走上一條不歸路，只說「我受得起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壓，我唯一忍受不了的是自己的毫不作為。」
史諾登自承從一二年開始有預謀地蒐集相關文件，甚至為了取得能向外界完整展示監聽全貌的文件，辭去原本職位，到博世．艾倫＆漢彌爾頓公司接下結構分析師的工作。
盜出資料潛逃香港 當局有意護航 轉往俄羅斯受政治庇護
能躲過國安局的注視盜出大批資料，史諾登無論如何是個膽大心細的傢伙。他藉口治療癲癇，選擇在香港曝光文件，也是他審慎評估後的決定。
最初，史諾登在香港、冰島、厄瓜多、玻利維亞等國家間考慮，因為香港常為了民主人權上街抗議，能和他擁護的政治價值呼應；若以國際關係的現實來說，港府背後有中國撐腰，能提供足夠的籌碼和美國抗衡。
當美國取消史諾登護照資格，以間諜罪名要求香港引渡史諾登，港府則回應美國政府的文件上史諾登的中間名是詹姆斯（James），但史諾登在香港的入境紀錄卻是喬瑟夫（Joseph），甚至表明美國政府沒提供史諾登的護照號碼，港府無法比對身分，美國政府氣急敗壞，還是徒勞無功。港府的有意拖延，加上人權律師的幫助，史諾登終以難民身分在俄羅斯接受一年的政治庇護。
現在，史諾登在俄羅斯過著「家貓」般的生活，深居簡出，連窗簾都封得緊密。溫文儒雅的史諾登揭穿美國有史以來最具爭議性的國安監聽，他評論自己的成果，「只要記者能證明我所言不假，我個人的階段性任務就已經完成。」話雖這麼說，但從美國國民到歐盟領袖梅克爾，至今恐怕都無法確定一件事：到底有沒有人正在監聽我？
對於監聽的必要性，美國總統歐巴馬於受訪時堅定表示此為國家安全不可少的一環，國安單位則指出監聽計畫阻止了五十起的恐怖攻擊，並將矛頭指向史諾登背後的動機。
面對質疑，史諾登只說：「衡量一個人，不是以他說他相信什麼去評斷；而要以他做了什麼，去捍衛這些信念來評斷。如果你沒有為你的信念行動，那麼這些信念就不是真的。」由網路澆灌的這一代，習慣了自由與平等，維護生活的價值——即使是別人的生活，挺身而出抗衡不公義，都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今天不站出來，明天就站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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