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韓擔心南韓會對比出自家政體的不合理，因此仇視該國並採取封閉統治；同理可證，台港也該對鄰近的中國存在危機意識。
香港《明報》前總編輯遭人當街砍成重傷，可能與中國共產黨準備於一七年在香港實行普選制度，而對普選定義的爭論日益升高有關。此外，民眾言談間，也充滿對來自中國令人窒息霾害的抱怨。顯然，在中國接管香港後，當前已進入另一個層次的衝突階段。
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Akos Lada提出的理論，或可說明香港和中國間的緊張關係，對台灣也具有重要意涵。Lada提出：具有相同宗教、文化或種族接近的兩國，是否會為彼此帶來更和平的關係？依他的看法，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兩國採行不同政治體制，則具有類似文化背景的兩國，實際上會升高彼此的緊張關係。
Lada舉了幾例，來說明類似文化背景間所爆發的衝突。自一次世界大戰起，歐洲遭摧殘的程度不遜於二戰。一戰始於塞爾維亞人刺殺奧匈帝國皇太子費迪南大公而起。這段是我過去覺得最難理解的歷史事件。
奧匈帝國主要由三大民族組成；日耳曼、匈牙利和斯拉夫（塞爾維亞），再加上俄羅斯、波蘭、捷克和其他中東歐等共十二個民族。正如帝國之名，斯拉夫人並未躋身君主體制的領導團隊。由於塞爾維亞鬧獨立，帝國擔心此將鼓舞斯拉夫人推翻其政權，致使君王處於種族滅亡的恐懼中。有學者指出，帝國外的國家主義，將影響帝國內部，進而威脅帝國存亡。費迪南大公即將登基，為免帝國垮台，不得不向塞爾維亞宣戰。
Lada進一步說明，同樣地，北韓敵視南韓和日本，是為避免民眾受到國外思想的「汙染」。平壤政權採取極端的鎖國政策，且痛恨南韓的原因，更是因為擔憂同文同種的南韓，對比出不適當且不合理的北韓政體，因而以封閉統治來合理化其主體的意識形態。
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加深平壤政權的危機意識。而南韓採取西化政策和民主制度，更與北韓的國家主義大相逕庭。北韓領導人絕不能容許任何改變動搖其政權的基礎，進而否定其統治的合法性。
上面說的，對身在台灣的我們應該相當熟悉。根據Lada理論，我們和香港可能都是北京政府存在的最大單一威脅。《香港基本法》所規定的普選，與台灣本身的民主制度，以及更自由的媒體，一定會讓中國領導人輾轉難眠。
如果Lada對歷史的解釋是正確的，那麼，台灣和香港都應該時時存有危機感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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