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信用緊縮以及人民幣的吸引力，正在吸取台灣過剩的資本；這股看似威脅我們的力量，搞不好正是台灣所需的藥方。
不過數字背後，往往還有不為人知的一面。若以購買力平價（ＰＰＰ）來計算，這是以個人在每個國家達到相同生活水準的所得指標，便可看到較公允的數據。以ＰＰＰ為基礎的台灣人均ＧＤＰ為三萬九四○○美元，韓國則只有三萬二八○○美元；台灣的數字僅略低於德國，比英、日、法都高。
當然，這是因為台灣的生活成本較低，生活費用上升的速度比其他國家來得慢。台灣以適當的貨幣政策控制通膨，貿易開放也讓較便宜的產品得以進口。
經ＰＰＰ調整後，美國中位數家庭所得降至一九八八年的水準，排名落後新加坡和香港；但因為美國可以進口廉價產品，大部分來自中國，因而彌補了過去幾年所得下滑的窘境。
然而，在我們為生活水準排名而自滿之餘，必須擔心更不確定的未來──特別是我們的產業欠缺獲利力。在台灣上市公司中，平均投報率約一二％；而廣為接受的平均權益資金成本（cost of equity）為九％至一○％；先別問這要怎麼算，太複雜了，只要知道，我們所投入的資本僅創造了額外二％的報酬。唔！還有二％，不錯了吧？但若剔除掉台積電，其餘公司的股東權益報酬率則降至八％，已低於前述的資金成本。換言之，大部分台灣的公司正在摧毀價值；把它們清算掉，拿回來的錢投資美國公債還賺比較多。
這是從另一個問題所衍生出來的，也就是超額資本。台灣有太多公司製造太多低附加價值的產品，而且還大打價格戰。如此惡性循環，獲利力愈低，企業能投資在產品差異化或訓練員工的資源就愈少。
過多的銀行也是問題的來源。銀行本身也在進行價格競爭，它們讓製造商取得太多太廉價的資本，結果造成銀行的股東權益報酬率遠低於亞洲同行。此外，從過去二十年不斷重演的危機經驗中得知，在典型的信用循環中，銀行將遭受無可避免的放款損失；過低的股東權益報酬率，不足以令銀行抵禦未來的新衝擊。
中國也正面臨類似的狀況，但嚴重多了。表面上，中國的銀行獲利力極佳，但時間會證明一切；當走完一個信用循環後，它們真正的獲利能力就要現形了。龐大的放款虧損，可能超過它們眼前超優的獲利數字。
當前中國信用緊縮以及人民幣的吸引力，正在吸取台灣過剩的資本；這股看似威脅我們的力量，搞不好正是台灣所需的藥方，不但能更有效地配置金融資源，並帶動企業資本的效率化和競爭力，還能讓台灣民眾的存款獲得更高的實質收益，並提高投資股市的報酬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