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使分配不均升高

過去三十年，美國的金融機構強烈主張資本自由流動，其實它們已經成為資本權益的擁護者，遠超過擁護勞工權益或甚至政治權益。

權益的意思專指各個經濟行為人有權取得的東西。資本所有人最根本的權益就是財產不被剝奪，但即使在民主社會，國家也可以為了公共目的而取走某個人的財產，只是必須透過「正當程序」，並且給與適當的補償。近年來，資本所有人要求更多權益，例如自由進出國家的權益，同時反對要求他們為在其他國家違反人權的行為負起更多的責任。
 

金融自由化的盤算

用簡單的經濟學來說，全球的產出從勞工自由流動獲得的效率提升，遠大於從資本自由流動獲得的效率提升。和勞工的報酬差異比起來，資本獲得的報酬差異相較之下小得多。金融市場一直在推動全球化，而即使服務於金融市場的人不斷談論提升效率，他們心裡真正打的算盤其實是希望得到一套對他們有利的規則，並且提高他們相對於勞工的優勢。要是勞工在權益和工資方面要求太多，他們便會威脅將資本移到海外，以壓低勞工的工資。

各國投資競爭有許多種形式，不只是壓低工資、減弱對勞工保障。我們看到了一個更寬廣的「逐底競爭」現象，試圖確保國家對企業實施的法令規定很薄弱，稅負也低。在金融這塊領域，已經證明代價非常高昂，尤其是拉大分配不均。因為害怕金融公司可能投向其他市場的懷抱，各國爭相建立管制最少的金融體系。

美國有些國會議員憂慮解除管制的後果，但也覺得無能為力：若不接受金融業者的要求，恐將失去無數工作和一個相當龐大的產業。事後來看，這是錯誤的想法。一個國家因為管制不當而爆發危機所造成的損失，是拯救金融業就業人數的好幾倍。

十年前，一般人的觀念認為每個人都會從資本的自由流動受益，但在經濟大衰退之後，許多人難免質疑這一點。有這種疑慮的人，不只來自開發中國家，某些全球化的強烈擁護者也一樣。連負責確保全球金融穩定的機構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也體認到不加節制和過度的金融整合，絕對有風險。

一個國家的問題可能很快就散播到另一國。由於擔心被波及，各國拿出數千億美元拯救銀行。二○一一年春，ＩＭＦ認清金融市場需要採取反應措施，包括資本管制或者限制資本跨界的波動，尤其在爆發危機期間。諷刺的是，在金融業帶來危機期間，首當其衝的是勞工和小型企業。危機爆發之後，失業升高，工資壓低，勞工遭到雙重傷害。以前發生危機時，ＩＭＦ不只堅持出問題國家必須大幅縮減預算，使不景氣演變成衰退和蕭條，更要求賤賣資產，金融家接著一窩蜂搶進，大賺一筆。

我在以前寫的《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中，談到高盛公司如何成為九七年東亞危機的贏家之一，在○八年的危機也是。有些人不解，金融家如何獲得這麼多財富，其實答案很簡單：他們幫忙寫出規則，讓自己獲得不錯的收入，即使在他們釀成的危機中也一樣。
 

緩步影響貿易自由化

貿易自由化產生的影響，不像與資本、金融市場自由化有關的危機那麼激烈，但仍緩緩且穩定地運作。基本觀念很簡單，就是以商品流動取代人力流動，如果美國進口非技術性產品，那麼，在美國雇用非技術性勞工生產這些產品的需求就會降低，因而壓低非技術性勞工的工資。如今美國的勞工可以接受愈來愈低的工資，以維持競爭力。只要全球化帶來更多的貿易，不管我們如何管理全球化趨勢，這個影響都會出現。

但管理全球化趨勢的方式會導致工資進一步降低，因為勞工談判力量已消失。由於資本高度流動，加上關稅偏低，企業只要告訴勞工，「如果不願接受工資較低的工作，不願意在很差的環境中工作，公司就要搬到別的地方。」勞工幾乎都會屈服。

要了解不對稱的全球化如何影響談判力量，不妨想像，如果勞工可以自由流動，但資本缺乏流動的世界會像什麼樣子。各國鐵定會爭相吸引勞工。承諾蓋好學校、提供好環境、對勞工課徵很低的稅，稅收不足之數，可以對資本課很高的稅來彌補。然而，我們生存其間的世界並非如此。
（本文摘自第三章．孫蓉萍整理）

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
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有《失控的未來》、《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等暢銷書。無論在美國或國際間，學、仕歷練俱足的史迪格里茲擁有高度影響力。美國《新聞週刊》稱他是「對金融危機始終抱持正確主張的專家」，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暨資深副總裁史登稱他是「當代最重要的經濟學家」，英國《衛報》更指出，「我們需要更多像史迪格里茲這樣的經濟學家」。
譯者：羅耀宗
出版：天下雜誌出版（201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