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國際間的主導權已不復存在，無論歐洲、日本或新興國家，也還無法扛起指揮秩序的責任，全球從Ｇ７、Ｇ20，來到了G-Zero（Ｇ０），形成一個沒有領袖的世界。
然而，二○○八年的金融危機使得該主導權不復存在，並使原本就無可避免的轉型加速進行，迎向新的世界秩序，也就是擁抱在政治及經濟力量上穩定增強的新興國家們，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南非等。○八年十一月，來自十九個國家加上歐盟的官員齊聚華盛頓，以挽救瀕臨崩潰邊緣的全球經濟，Ｇ20正式成立。有人讚揚Ｇ20的誕生是項偉大的成就，終於有個論壇能夠真正反映出國際勢力平衡，同時還能代表文化與社會的多樣性。
多國難以達成共識
然而，事實證明情形比想像中來得複雜。Ｇ20唯有在每個會員國同時都感受到同樣威脅時，才會達成有意義的結論。即使在金融危機恐將導致全球經濟崩潰時， Ｇ20於○八年十一月在華盛頓舉行的高峰會，以及○九年四月在倫敦的會議中，除發表些維持場面的空話及少許成果外，幾乎一事無成。
這一點也不奇怪：除了拍大合照以及發表慷慨激昂的原則聲明之外，要讓二十位談判代表對其他任何事達成一致看法，實在很困難。因為他們對政治與經濟價值的基本看法並不相同，這也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就好比要把一堆貓趕在一起已經夠困難了，更別提想把討厭貓的動物也加進來。
對Ｇ７領袖而言，他們無須再針對民主的價值、人權、言論自由以及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等進行辯論。美、歐及日雖對個別議題有所歧見，但這些基本理念，早已成為其制度的一部分。然而，Ｇ20國家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則有相當大的差異。因而同處一會議桌上的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所關心的事務，往往截然不同。這也就是為何Ｇ20很快地就成為衝突不斷的場所，而非攜手合作的論壇。
在過去，當開發中國家需要財政救援時，會求助於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而後者，也就是背後握有決策權的歐美國家，則堅持開發中國家須應允做到政治經濟改革等要求，才撥給貸款。這麼一來，使得西方國家擁有絕大影響力。
然而在今天，許多開發中國家不向日益衰弱的西方組織開口，而轉向坐擁現金的新興國家，且在無須承諾進行改革或詳細舉列金錢支出下，就可借到款並獲幫助搭橋修路、建港口、學校及醫院等。
新興市場國家崛起
事實上，中國為了經濟發展需要努力鎖定所需大宗物資來源，使得北京政府已成為國際上主要的貸款供給國。○九年及一○年，中國國家控股的中國建設銀行及中國進出口銀行，借給開發中國家政府及企業的貸款總共已逾一一○○億美元。該規模已超過世界銀行，更遠超乎ＩＭＦ於同期間發放的貸款。這些中國金主是政策性銀行，而他們所肩負的指令即是要幫助確保獲得中國經濟發展所需的原油、天然氣、金屬、礦石及土地，以使中國政府達成其政治及商業目標。
當然，世界銀行與ＩＭＦ已不再像過去般完全由西方國家主導。如在中國及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堅持下，也於這兩個組織裡以投票權的形式獲得較大的發言權。然而，新興勢力仍不滿意這些轉變的幅度或速度；不過，因這些組織內部觀點的多樣性，進一步減弱任何單一國家，或一群國家能在其中設定議程方向的可能，因此也削弱該組織的向心力與效率。
在主要新興市場國家中，金磚國家（BRICs）目前雖舉辦高峰會並公開談論共享利益等，但他們之間的夥伴關係實際上乏善可陳。這些國家除了希望加大國際影響力以及限制已開發大國將其意願強加於他國之上的能力外，幾乎沒有其他共同點。
主要新興國家間唯一同意的事，就是現在應該是他們對決定世界未來有更多發言權的時候。但他們想說什麼呢？至少到目前為止，什麼都沒說。
（本文選自第一章‧孫蓉萍整理）
G-Zero：為什麼世界政經缺乏領袖？未來何去何從？
史丹佛大學政治經濟博士，曾於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為全球政經研究者兼政治風險分析師，擔任全球最大的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總裁。曾替《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外交事務》、《哈佛商業評論》與《紐約時報》等撰文，也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福斯新聞與國家廣播電視財金新聞網的政治評論員。
譯者：董佩琪
出版：財信出版（201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