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的名言：「我祕書繳的稅多過我」。股神最近連續撰文，倡議開徵富豪稅，向每一位收入超過百萬美元的富人徵稅。此項倡議立即得到因減赤而焦頭爛額的歐巴馬的響應，還將此稅命名為巴菲特稅。
歐巴馬接過巴菲特的故事，富有煽動性地宣告，「一位對沖基金經理所得收入的稅率，不能和水管工或教師的稅率看齊。」至於巴菲特稅是收入稅還是利得稅？適用什麼稅率？稅務減免如何處理？海外收入、公司收入如何課徵？美國總統一概未提供細節，甚至連框架都闕如，只是說富人們繳稅不應低過窮人。
這個口號足夠煽情，足以在演說中打動中低收入人士的心，但是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也許對沖基金經理的名義稅率低過一名教師的個人所得稅，但是這是沒有考慮各種稅務減免，實際稅率其實是不斷浮動的。扣除減免後多數教師的實際稅收其實低過對沖基金經理。再者，對沖基金經理的收入可以留在海外，可以記入自己開的公司，甚至整份職位可以移到海外。除了巴菲特這樣的「愛國者」外，富人稅是否真的能夠收上來、收足額，目前仍是一個問號，至少其他國家的經驗並不成功。
歐巴馬的加稅理念本身，與共和黨的削減開支思路背道而馳。白宮的巴菲特稅勢必遭到在野黨的強烈抵制，甚至再次成為國會黨爭的焦點。
筆者認為，歐巴馬此時拋出巴菲特稅，其政治意圖大過稅收意圖。試圖利用中低收入人士對金融業、富豪的不滿，為其競選造勢。唯有如此，才能在毫無細節的情況下大張旗鼓地拋出一個可行性並不高的方案。
不過巴菲特稅理念的誕生，確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雷根革命，在一九八六年將所得稅與利得稅放在二八％的同樣水準。之後，國會將所得稅的最高稅率提至三五％，而利得稅率則降至一五％。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資本市場的迅猛發展，管理層認股權的盛行和資本的全球化，製造出一大批富豪。同時生產外包及工會的式微，使工薪階層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大幅下降，貧富懸殊越演越烈。富人有諸多的避稅手段，而工薪階層只能照實繳稅。
這是美國經濟深層次的矛盾，也是選民在三年前怒吼「Change」的原因。可惜歐巴馬靠「改變」上台，但是並沒有真正改變什麼，直至今日才臨時抱佛腳地開徵富人稅。貧富懸殊，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政府財政吃緊，也是近乎全球性的問題。解決這些痼疾，需要理念上的革新，行政與立法的配合，富有遠見與激情的領袖，並不是借用股神名字便一蹴可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