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感復甦

今年剛滿三十歲的黃佑敏（化名）記得很清楚，從小學三年級開始，父親沒事就會念上這麼一句：「用功念書，將來就會有出息啊！」這句話他聽進去了，也信了十幾年。

第一名的孩子卻不敢夢想未來

國中到高中，一直都是班上的第一名，一九九八年大學聯考，數學考了一百分、英文八十六分，「總分四七九分，這個分數，在全國可以排到前五十名。」黃佑敏如願進入台大財金系；四年後，考進台大財金所，二○○四年順利取得碩士學位。

「用功念書，將來就會有出息啊！」現在，他對這句話卻有些懷疑了。

清晨六點半，位在台北市吳興街的五坪小套房傳來急促的鬧鐘鈴聲，或許因為空間擁擠，鈴聲聽來格外刺耳嚇人。被「嚇醒」的黃佑敏匆忙梳洗，換上千篇一律的白襯衫，準時在七點騎上機車，在亂七八糟的台北街頭高速穿梭二十分鐘後，打卡上班。

他在某券商自營部工作，月薪四萬元出頭，「四年多了，薪水數字沒有太大的變化。」黃佑敏說，○六年初入職場時，頂著學歷光環，工作不算難找，「丟了八份履歷表，錄取了三個，起薪都在四萬元上下。」其實並不算差，但他沒想到，工作四年之後，收入仍只維持在「起薪」的水準。

五坪大的小套房，每月租金七千元，因為收入幾乎零成長，黃佑敏也就在這小套房裡住了四年。本來，每月可以存個一萬元，去年，已退休的父母希望黃佑敏負擔更多老家開銷，「本來就買不起台北市的房子了，現在，能存下來的錢變少，更看不到擺脫『蝸居』的希望。」

談到大學同學，他說，只要待在本土公司的，薪資水準大概都和他差不多。他打開電腦，連上台大財金系的網頁，本想看看系友名單，卻不小心點擊了「學系介紹」，上面是這樣寫的：

台大財金系在十年來的大學聯考中，不僅高居商管學院的第一志願科系，且近三年來更超越台大法律系而成為全國文法商領域的第一志願。

「哈，第一志願啊！」黃佑敏尷尬的笑了一下，然後喃喃地說：「其實，在踏出台大校門以前，我真的以為自己會像畢業紀念冊裡寫的一樣──前程似錦。」他急著關掉網頁，似乎想要化解尷尬，但忍不住又嘀咕了起來：「今年三十歲了，連基本的『三十而立』都沒有，還談什麼似錦？」

對於未來，黃佑敏不敢多想，「ＩＭＦ（國際貨幣基金）預估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會有七．七％，你覺得我的薪水會增加嗎？」停頓了二十秒，他說：「希望會，但不敢想，起碼，現在的我對於經濟成長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會讓台灣最優秀的孩子磨掉信心、失去希望，對經濟成長的數字無感，甚至不敢想像未來！第一名的黃佑敏不敢想，其他正在台灣各個角落打拚的年輕一代，對於未來，又剩多少的想像空間呢？

不是年輕人懶是環境讓人無力

「很多人說，台灣年輕一代特別懶惰，沒有動力與熱情，但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當一個族群出現普遍問題，往往，結構因素大幅凌駕於個人因素。」長期研究青少年問題的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伊慶春說：「不是孩子懶，是大環境讓他們失去動力！」

黃佑敏的告白反映了當代台灣年輕族群的困境，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資料，「人均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與「經常性薪資」兩條線，過去都是亦步亦趨糾結向上，到了一九九五年，兩者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死亡交叉」；從此之後，ＧＤＰ繼續高傲地向上走揚，而人民感受最直接的經常性薪資，卻幾乎只能水平延伸。

進一步看，二十五到二十九歲的年輕族群，九八到○八年間的平均薪資甚至出現負成長。

另一個令人無奈的數字是失業率。

二○○○年，台灣二十五到二十九歲年輕族群的失業率，從前一年的三．七％「跳空大漲」至五．四％，之後再也沒有「回補跳空缺口」，反而一路向上快速惡化，到○九年，已來到了八．三％。

就業環境惡化、薪資停滯，伊慶春認為，這就是當下年輕人普遍無力的「結構因素」。她進一步解讀，當今年輕人的無力、失去信心，是台灣結婚率、生育率在全球墊底的主要原因。

（攝影／聶世傑）

前途光明又燦爛台灣人

社會學者看到當下的社會問題，財經學者進一步憂心更長遠的經濟影響：「年輕人不敢結婚、不敢生子、不敢消費，想想，台灣還會剩下什麼？」世新大學財金系副教授郭迺鋒語重心長地點出問題，在他看來，年輕一代的無力，正在謀殺台灣的未來，「那麼，又是誰？謀殺了年輕人的希望！」

曾經，台灣的年輕人是對未來充滿信心的。

一九六八年，黃佑敏的父親十八歲，考上師範大學，他記得父親曾頗有得色地提過，當時大學生不多，街坊鄰居見著總會豎起大拇指：「了不起啊！大學生，將來有前途啊！」七四年，黃爸爸二十四歲，進入高雄壽山國中任教，直到○四年退休。

據黃佑敏的說法，他父親剛教書時，月薪不到一千元。「本來以為老爸很勇敢，薪水那麼少也敢結婚、買房，幾年內就生了哥哥和我兩個小孩。不過，聽哥哥說，其實爸媽那幾年的薪水加得很快，從沒擔心過未來。」

六○年代，台灣經濟開始主打「出口擴張」。曾任經建會主委的中研院院士胡勝正表示，出口擴張的初期，由於台灣屬於勞力密集階段，經濟成長的果實能普遍反映在薪資水準上，那是一個經濟高度成長，同時伴隨就業、薪資等量提升的美好年代。

七○年代中期，黃佑敏的媽媽應徵到了華泰電子的行政文書工作，公司直接受惠於出口擴張政策，母親收入快速增加；父親雖是教師，但全民所得提升也讓教師的薪資有了大幅調高空間。八一年，黃家添購了彩色電視機，「哥哥說，等老爸終於在屋頂調整好天線角度時，『小甜甜』剛好播完，他只聽到了片尾曲的最後幾句──自立自強有信心，前途光明又燦爛。」 

相較於當年的「自立自強就有光明前途」，如今，比父親更會念書的黃佑敏，卻對未來不抱希望，「問題出在台灣已從勞力密集轉為資本、技術密集，但經濟政策的思惟始終還停留在出口擴張階段，缺乏拚內需的想法。」胡勝正說，自八○年代開始，參加過許許多多經濟會議，「每次討論到最後，目標都一樣：如何提升出口競爭力。」

然而，拚出口，就等於把資源集中在台灣經濟最小的一塊餅，只有少數人得以分享。拆解台灣ＧＤＰ的「成分」，如果簡單區分為「廣義內需」、「淨出口」兩部分，長期以來，淨出口只占七到一○％，而廣義內需則占台灣經濟的九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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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內需薪水跟不上經濟成長

政策只拚出口的結果，是台灣經濟成長率仰賴出口維持漂亮數字，但真正攸關多數民眾的內需大餅，卻始終長不大。

「現在，出口已經是台灣經濟成長的唯一貢獻者，這是最大問題。」經建會主委劉憶如肯定地說。

忽略內需，是薪水與經濟成長脫鉤的主要原因，是年輕一代對未來感到無力的根源。糟糕的是，忘記內需的台灣經濟，在進入九○年代後期之後，卻又出現了讓經濟面貌加速畸形的惡性基因。

約莫是從彭淮南擔任中央銀行總裁的一九九八年開始，台幣兌美元匯率開始走入了穩定偏低的區間。若以一九八八年為基期，比較鄰近國家二十年來的貨幣匯率漲跌變動，可以清楚發現台幣匯率自九八年起在三十二元「僵化」的現象。

低匯率有利出口，長期穩定偏低的匯率，則會慢慢扼殺內需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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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元體質台灣經濟的惡性基因

觀察二十年來內需對台灣經濟成長率的貢獻度，對比於同時期的台幣匯率變動，會看見這樣一個恐怖的巧合：就在台幣匯率走入穩定偏低區間之際，內需，這個攸關多數民眾的經濟大餅，也開始加速沉淪，在經濟成長率的角色分量愈形卑微，甚至幾度成為拖累整體成長率數字的扣分項目。

「發展內需，匯率雖然只是其中一環，但卻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一環。」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院長梁國源說，匯率沒有所謂的最適水準，但他主張「應該要有適度的調整來支撐內需。」

相較於梁國源的說法，一位大學財金系教授說得更加直接：「內需不振，是台灣匯率長期僵固在三十二元的結果，可以說，年輕人所面臨的種種困境，就是台灣『三十二元體質』所衍生的一堆併發症。」在他眼中，謀殺年輕人希望的凶手，正是台灣自一九九八年以來逐漸養成的「三十二元體質」。

他分析，除了內需不振引發的低薪資、低就業等問題，「三十二元體質」謀殺年輕人希望的利刃，還包括了「高房價」、「高進口物價」。

「央行要阻升台幣，要讓匯率『長期異常』地僵在三十二元，勢必就得放出異常數量的新台幣。」他解釋，為了阻升台幣，央行必須用新台幣在市場買進外匯，這造成兩個結果，第一是台灣的外匯存底愈來愈大，第二就是游資太多，資金浮濫。

而資金浮濫，正是都會區房價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儲蓄太多，投資管道又不夠，形成台灣超額儲蓄率創新高的現象，這個現象不能扭轉，『炒房』不會停止，房價泡沫也就無從化解。」胡勝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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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需不振，資金找不到出口，代價就是房價高漲。（攝影／吳東岳）

打拚十餘年對外購買力僅增一四％

至於「高進口物價」，匯率穩定偏低所帶來的殺傷力顯而易見，由於台幣的價值長期被低估，進口物價只能一路攀高。財金系教授攤開台灣進口物價指數，自○一年至○八年，指數竟然悄悄地上漲了五成左右。

一張更容易讓人理解的線圖，是比較台幣計價與美元計價的人均所得成長率。若以一九九七年為基準，十餘年來，美元計價的人均所得成長率始終低於台幣計價，至○九年，台幣的人均所得水準比九七年時成長了三一％；但若換成美元，成長幅度僅有一四％，對折不到。「你看，台灣人努力打拚了十幾年，對外購買力只增加了一四％。」這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怨氣難抑，「台灣連續出超那麼多年，難道新台幣連一、二元都升不起嗎？多數人只能靠升值來分享出口的果實啊。」

八月十二日，新台幣兌美元匯率為三十一．九九○元，泰銖兌美元匯率是三十一．九三五銖，「這應該是史上第一次泰銖比台幣強，台灣人的對外購買力已經比泰國還差囉。」這位教授語帶嘲諷地說。

低薪資、低就業、高房價、高進口物價，「三十二元體質」的四大併發症磨盡了年輕一代面對未來的信心，而另一個衍生的問題，則是人才流失。

日前媒體報導，中國信託兩位高階主管分別被中國及新加坡挖角，凸顯台灣金融業人才出走潮的危機，其實「到國外闖蕩」，早已是年輕族群走出台灣困局的職涯選項。三年前政大經濟系畢業的方雅薇，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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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出走到國外薪水立刻加一倍

大學畢業後，方雅薇決定不考研究所，先在本土銀行業當了半年業務，隨後轉至外商銀行，「其實我的英文很爛，但看在年薪八十萬元的份上，硬著頭皮試一試，進去再練就是了。」今年，她得到外調新加坡的機會，年薪從八十萬元瞬間跳升一倍以上，「至少有一六○萬元台幣吧！」

方雅薇說，大學時她的成績算是後段班，「好幾次，段考來不及準備，乾脆缺考。但現在，我的收入好像在同學裡算是不錯的。」她說，新加坡的物價比台灣高出大約三成，「我用經濟老師教的大麥克指數算過，還是比待在台灣划得來。」

無獨有偶，去年從師大畢業的賴筱婷，最近也選擇遠赴馬來西亞任教，月薪約有台幣四萬三千元，「在台灣，這大概是碩士等級老師的薪水；其實，我的同學更過癮，到印尼當老師，月薪有六萬元台幣。」

相較之下，比賴筱婷高兩屆的師大學長李致穎就哀怨許多。李致穎是「科技系」畢業，「也就是教工藝課的。」但畢業之後，他才發現台灣根本不需要工藝老師，「第一年，全台灣只有七個缺，第二年五個，第三年四個。」當不成老師，李致穎現在的收入來源是所謂的「二十二Ｋ」工作機會，八月底合約到期，「現在就看老闆願不願意讓我轉成正職員工了。」

經濟復甦、人民無感，年輕人不敢作夢，這些被掩蓋在經濟成長率數字下的寫實片段，不過是台灣經濟惡性循環的某一環節。匯率僵化、內需就欲振乏力，低薪資、低就業、高房價、高物價的病症無解，年輕人不結婚、不生子、不敢消費，另一批人則出走求生，內需市場更形空洞，經濟成長更要仰賴出口；於是，匯率更不能動、出口主導的政策思惟更不會變，台灣，又陷入了更深層的漩渦之中。

如何掙脫漩渦？「政府的腦袋應該換得更徹底一些。」胡勝正表示，出口與內需，與其說是相互衝突，不如說是彼此競爭，「出口太強，經濟結構扭曲，政府就必須讓內需跟上，這是為什麼中國拚內需的第一步就是讓人民幣升值。」胡勝正並不認為應該用貨幣政策刺激內需，但也強調，「不只是內需，出口也一樣，不該是用貨幣政策來刺激催化。」

找回未來夢想政府的腦袋要換得更徹底

看來，除了政府換腦袋之外，市井小民是束手無策了。一位學者直言：「馬政府雖然試圖讓經濟轉型，但無論是簽訂ＥＣＦＡ（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或ＦＴＡ（自由貿易協定），目前開出的藥方基本上還是要用出口賺外匯。」他認為，既然要拚內需，就不該想著賺外匯，「要有這種決心，才算是真正的換腦袋。」

「這一代年輕人很可憐，他們的時代意義好像是在告訴人們：政府真的會影響你的前途。」伊慶春說，在過去，努力就會贏，成敗掌握在自己手中，「你不會覺得政府有什麼重要」；但現在，「經濟已經停頓十年了，韓國教授的薪水十年前是台灣的○．八倍，現在變成一．八倍，台灣人怎麼拚都不會贏，顯然，政府有問題。」

今年父親節，黃佑敏帶著交往兩年的女友回高雄老家，兩人打算在明年結婚。媽媽問到婚後住處，「會去租個大一點的房子，當然，離市區比較遠。」媽媽沒有直接回應，只淡淡地說：「家裡還有個不小的空房間，一起搬過來，在這裡找份工作也行啊！」黃佑敏說，感覺媽媽是在為他的「沒出息」找個台階下。

黃佑敏顯然想太多了！媽媽對孩子不會有心機，而他的「沒出息」，只是錯誤政策下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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