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製藥大廠正一窩蜂地和印度與中國企業合作，利用它們高素質的人力，省下數百萬元的突破療法研究經費。
在她公司Piramal Life Science的辦公室牆上寫著「薄伽梵歌」的梵文段落，這部古老的印度史詩引導著她的經營哲學。這家公司的商標是gyan mudra，意思是一個瑜伽冥想時的手指動作，很像西方文化當中代表ＯＫ的手勢。
場景換到了邦加羅爾。在經歷過這裡聲名狼藉的交通堵塞，和每逢大雨就崩陷的顛簸路面給人的震撼教育之後，一輛四輪驅動的廂型車停在Jubilant Biosys閃閃發光，形狀有如郵輪的總部大門前。大門內有著世界級的科學實驗室，但是裡頭的科學家卡瑪斯（Ajith Kamath）無奈地指出，當設備故障時，維修通常得等上一個禮拜的時間。這裡的午餐是上面放著玉米、印度式乳酪和辛辣香料的達美樂披薩。原來Jubilant是印度達美樂披薩幕後的股東之一。
乍看之下，Jubilant和Piramal這類公司好像過於不成熟，或者在文化上有太大的隔閡，很難跟世界一流的藥廠打交道。不過從印度目前正在進行的多筆合作案看來，他們卻可能在醫藥產業的未來，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印度成西藥研發新生力軍
歐美藥廠的主管近年來不斷蜂擁至印度，急就章地蓋成科學園區，為的只是尋找開發熱門新藥的合作夥伴。在沒有媒體的大肆宣傳聲張之下，他們卻早已展開一場大規模亞洲委外藥品研究的寧靜革命。
有五家歐美藥廠已經和Jubilant達成了藥品開發的合作協議，包括禮來（Eli Lilly）、安進（Amgen）和Forest Labortory在內。禮來和默克（Merck）藥廠則與Piramal有合作關係。幾乎每個月都有歐美藥廠和印度的精英製藥公司簽訂合約。合約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些大藥廠所研發有潛力的化學複合物拿來做測試好去蕪存菁，再開發其他的複合物以合成可以上市的新藥。
這些印度合作廠商也希望能夠達到科學上的突破，找到對抗阿茲海默症、癌症或糖尿病的革命性新藥物。
儘管他們眼見的是滿目瘡痍的街道和貧困的景象，歐美的藥廠主管仍舊表示他們在這裡已經建立了一個協同研究的成功模式。選在這個時機進行並不是個意外。這些藥廠雖然在本土花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在科技上，希望能夠將基因研究的成果轉化為可上市的新藥品，但是卻一直無法推出革命性的新藥物，讓他們脫離過去五年營收幾乎零成長的窘境。在急病亂投醫的情況下，這些藥廠只想到花大把的鈔票購併生技公司，就像羅氏藥廠（Roche）在七月花了四百四十億美元購併Genentech一樣。
人才與低成本吸引藥廠
這些跨國性藥廠現在對印度寄予的期望，是想利用讓印度之所以成為軟體和電腦服務大國的優質人才和低廉的成本。有些歐美公司自願釋出新研究成果的智慧財產權，甚至願意將未來新藥上市的利潤和印度合作夥伴分享。
雖然以在美國請一位化學博士的薪水，在印度可以請五位，不過這波往東方取經的熱潮也蘊含著風險。當輝瑞（Phizer）、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和其他藥廠在美國裁掉數千名研發人員的同時，在亞洲大張旗鼓的人才招募動作，勢必讓人擔憂美國是否又透過積極的委外工作，而犧牲了另一個重要的產業。不過如果這個策略成功，它能夠為製藥業省下數十億美元的成本，降低新藥的價格，並且加速研發上的突破。
中國也加入製藥戰場
隨著另一個擁有大量生化人才的國家：中國進入這個市場，研發委外的衝擊將會顯著擴大。禮來、賽諾菲安萬特和其他藥廠都已在中國展開合資案。「中國擁有無比的潛力。」前克里夫蘭醫院（Cleveland Clinic）的心臟科主治醫師托普（Eric J. Topol）表示，他認為中國可以研發出「大量具有重大潛力的療法。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二、三十年前，印度還是個全球製藥產業的局外人。印度新德里政府在一九七○年宣布停止保護藥品的專利，於是成千上百的學名藥製造商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以逆向工程的方式，複製出歐美藥廠的藥品，然後賣到印度全國各地和其他開發中國家。印度業者聲稱他們是在服務社會，以遠低於歐美藥廠的價格銷售抗生素。在一九九○年，印度學名藥藥廠Cipla和Ranbaxy Laboratories開始以每劑一美元的價格，在印度和非洲銷售愛滋病雞尾酒療法藥劑。
參與研發以求利益共享
Jubilant找來了在輝瑞藥廠有十四年經驗的卡瑪斯來領導剛起步的結構生物學部門，又找來了曾在孟山都（Monsanto）和愛力根（Allergan）待過的巴拉吉（V.N. Balaji）擔任公司科學長。這家公司很快就把化學家和藥物研發專家的團隊從五十人擴張到七百人。「若你五年前跟我說我會在這裡工作，我一定會回答『不可能』。」卡瑪斯說道。
隨著時間的演進，東西方藥廠的合作關係也演變為共同研發的計畫。轉捩點是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和Ranbaxy在○三年的一項合作計畫。
葛蘭素史克將其研發出具有醫藥價值的新複合物交給了Ranbaxy，並且承諾如果它能夠協助研發出可上市的藥品，將能夠分享部分的智慧財產權和數百萬美元的權利金。之後歐美藥廠提出的同類交易價值加起來大概有四億美元，不過總值或許可能還要更高。
例如必治妥施貴寶（BristolMyersSquibb）就和位於邦加羅爾的Biocon進行了一項合作研發計畫，計畫內容包括一棟能夠容納四百位科學家的先進研究實驗室，不過其成本並沒有被公布。
對歐美藥廠來說，這些策略聯盟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要降低成本。在美國，專門做研發委外的公司提供一位全職化學博士的服務要向藥廠索價至少二十五萬美元。而選擇和印度廠商合作，同樣的職缺只要付五分之一的薪水就搞定了。
不過西方藥廠真正希望的是要提升藥品研發的能力。要將一種有潛力的藥品從無到有，發展到可以進行人體實驗的階段，通常得花上一億美元的成本。而花了這麼多錢所研發出的藥品，要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核准機率還只有八分之一。
藉由在低成本的亞洲進行大部分的實驗，這些藥廠認為他們可以在維持研發預算不變的情況下，同時進行更多的研究專案。換言之，他們能夠得到「更多射門得分的機會。」你在印度藥廠聽見這個形容詞的次數之多，會讓你以為這是從某本印度經書當中摘錄出來的話語。
另外一句常聽到的話是「失敗快，成本低。」當科學家針對潛在藥物進行試管和動物實驗時，會發現很多最終導致研發失敗的問題，像是有毒性的副作用，或者人體吸收情況不當云云。在這個階段就當機立斷停止計畫進行是很重要的，因為真正要花幾百萬美元的，通常是在此之後的人體臨床實驗階段。
在印度篩選能降低失敗成本
事實上，西方藥廠希望能夠透過在印度的早期篩選，降低失敗的成本。「在這裡，你失敗一次的成本只有原來的四分之一。」位於邦加羅爾的Aurigene執行長莫提（C.S.N. Murthy）表示。
西方藥廠高層在一開始對只有仿冒紀錄的印度合作藥廠感到存疑，但同時他們也為之所吸引。默克的資深研發副總裁透納（Mervyn Turner）表示他在○七年初次造訪印度的體驗是一次「震撼教育」。他對當地藥廠「從事世界級研究的渴望和熱情且充滿魅力的主管」感到印象深刻。
在孟買，他會晤了佩拉穆這位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紡織大亨之女，她說她選擇進入這行的原因是希望研發出治療小兒麻痺症的藥品。「她擁有天生的能力。」他表示。
進一步了解Forest Labs和Aurigene的合作計畫，就能同時發現這個新研發模式的優點和缺點。Forest給了Aurigene一些重要的專利資料，說明新的藥物可以如何對抗如糖尿病一類的新陳代謝疾病。Aurigene的工作就是要從諸多具有療效的化學物質當中做篩選，並研發出可上市的藥物。
兩家公司都指派了三位高階主管組成「共同研究委員會」，而兩邊的化學家和生物學家團隊也透過視訊會議保持密切聯繫和溝通。莫提說這項合作案首重速度。大型的美國實驗室可能會被許多繁文縟節拖累速度，「在這裡，一位科學家早上做了一些計算，下午就拿到所有資料。他不用召開會議，只要走到某位同事的身旁等待他要的結果就可以了。」
Forest和Aurigene最近在短短的三個月內就開發出一種藥品，並且開始進行動物實驗，這以美國和歐洲的標準來看，是快到不得了的速度。
西方藥廠給予亞洲合作夥伴的責任之多，是他們之前所始料未及的。Suven Life Science這家新成立的印度公司，正和禮來合作共同研發治療腦部疾病的藥物。在合作的契約當中，禮來允許Suven研發自己治療阿茲海默症、肥胖症和帕金森氏症的藥物，前提是他們不能夠與兩家公司共同開發的產品相互競爭。
原本禮來想對Suven本身的研究加以限制。不過隨著合作關係的演變，賈斯提成功說服禮來改變態度。「我們不能夠照禮來原本限制的方式工作。」賈斯提表示，「因為創新必須來自於自由。」
（By Pete Engardio and Arlene Weintra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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