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經濟大好的時期,全球化便成為經濟強國向外拓展的藉口;然而對經濟弱勢國家而言,全球化無異於強權國家的「經濟侵略」。等到經濟步入低迷階段,不但弱勢國家不愛全球化,原本強勢的國家也開始出現「反全球化」的聲音。
其實這個觀點主要是由歐美人士提出的,第三世界的人民反而很少抱怨這種狀況。西方人士真正反對全球化的原因,主要是美國企業大量將業務外包到其他工資較低廉的國家,而這股趨勢自十年前開始益加明顯。
全球化概念雖然在最近才真正流行,不過就像二○年代所喊的「新年代」(New Era)一樣,當時因為新科技的誕生,帶給人們對美國經濟可以無限成長的想像空間;九○年代則因為電腦普及與網際網路發達,也出現了新成長模式,名之為「新經濟」,名詞雖然有些出入,但是基本概念卻無二致。
二○年代泡沫破滅、經濟萎縮之際,眾人開始把矛頭指向國外競爭者。一九三○年,美國國會通過提高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rif Act),以扼止舶來品大量輸入美國。該項法案主要是針對農產品,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多數歐洲國家工業敗壞,發展農業便成為積極可行的方向;此舉造成歐洲農產品產量供過於求,並大量輸往美國,對美國本地的農業造成衝擊,因此國會便提高農產品進口關稅。
歐洲不甘示弱,也提高美國進口產品的關稅;在那段期間,全球經濟規模大幅萎縮,因為每個國家都不願意和其他國家進行貿易往來,貿易量自然劇減。這種現象直到一九三四年美國降低關稅才告緩和。
目前的情況也與當時頗為類似,先前有個泡沫,泡沫破滅後,受到衝擊的國家便開始怪東怪西,保護主義逐漸抬頭,反全球化的聲音便高聳入雲。
全球化產了了幾個現象,一是當經濟循環往下走時,大家都在尋找衰退的藉口;但事實上,就只是正常的向下循環而已。另一個是經濟結構的改變,因為經濟總有不效率的地方,當一家工廠關閉,大家立刻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失業;可是新工廠開張,則是慢慢地聘雇員工,兩者之間會有時間上的落差,這段落差便成為反對者的攻擊點。
儘管全球經濟已見復甦,但是失業狀況並未明顯改善,所以讓全球化議題再度浮上檯面。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美國年底大選將屆,候選人一定要找出貼近選民心聲的話題來談。
民主黨候選人凱瑞除了聚焦在伊拉克戰爭上,再來便是挑定全球化議題。不過這類爭論到最後也只能鎖定在自由化、公平化等重點,要求大家都有同樣的機會,並遵循同樣的遊戲規則,不容許其他國家有不公平的競爭。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匯率的公平,布希早就看到這些議題,所以很早就對人民幣施壓。
其次是稅制架構上的公平。政府對某些產業進行補助,等同於對國際同個產業的不公平競爭。美國媒體近來便批評中國給予半導體產業投資優惠,造成不公平的現象。而中國要求所有無線通訊設備,如行動電話、3G(第三代行動電話)、無線傳輸(Wireless)等,都要採用中國制定的規格,且指定使用中國十一家相關廠商的產品,並下單給予生產;同時下單廠商還得將自家產品的原始設計、智財(IP)等交給代工廠。
匯率、稅率與無線規格三者都與中國有關,而中國也是這波搶走美國最多工作機會的國家,無怪乎美國民間對中國的意見特別多。
類似的爭議差不多每四年就要發生一次,因為中國是美國最明顯的競爭對手;而在此所說的「競爭」,不光是經濟貿易,還包括政治及對亞洲的影響力等方面。於是中國也逐漸習慣每隔四年逢美國大選年,候選人總會拿中國開刀,不是人權問題,就是貿易問題。因此這股壓力已不若以往強烈,反正中國也認知,大選結束後,便會回復平靜。
過去曾提過,匯率問題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短期內人民幣不可能浮動;其次,就算中國不開放匯率,市場仍將透過製造成本上揚等方式,降低其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當中國製品的售價與其他地區一樣時,效果就與人民幣升值相當。
至於稅率問題,則與過去台灣的情況沒有兩樣;台灣亦採取稅負優惠的方式扶植資訊產業,特別是資本支出龐大的半導體。這個問題十分複雜,每個國家的稅法不同,對不同產業的優惠及影響也各異。
台灣與中國都對科技業有不同的稅負補助,自然是不公平的競爭。這對國內的不公平可分二方面;一是對其他產業,二是對其他公民。以稅負補助甲產業,那麼乙產業自然受到排擠;對全體公民徵稅,但是卻對補助產業的股東、員工給予稅負優惠,同樣是不公平。
而對國外而言,以全國的稅收補助特定產業,該產業再到國外與其他國家的同業競爭,當然對其他未接受國家補助的同業不公平。不過在實際操作上,這已成為騎虎難下的局面,因為當所有國家都這麼做時,不進行政策補助就難與他國競爭;而一開始做了,便幾乎不可能取消。
當國家給予某產業優厚的補助時,即相對削弱其他產業的競爭力。我們要與該國競爭,就要在其弱項的產業競爭,而不要與其正面交鋒;千萬不要挑戰對手的強項領域,否則不但要投入更多的資源,即使得到成績,也將十分慘烈。
同時我們也要再次提醒,以政策指導產業是最沒效率的事,利用稅法扭曲產業的發展,會讓全球經濟更加沒效率。像中國是最沒有本錢發展半導體的地區,因為中國的資本市場十分落後,法規建設及智財權保護等制度也很差,國際大廠根本不敢下精密產品的訂單給中國半導體廠。但是在中國政府一味堅持下,到頭來中國半導體廠只能製造標準型的低階DRAM(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產品。
至於在無線通訊領域中,擁有市場就握有規格發言權,憑什麼一定要採用現有的大廠規格?這得由市場來決定。至於產業規格,由於美國屬早期進入者,又率先量產,所以順勢主導規格制定也是理所當然,但是他國不見得要買帳。微軟在歐洲屢屢踢到鐵板,中國用強大的市場力量推動自有規格,立場上也都站得住腳。問題在於,美國不習慣使用別人制定的規格,所以一定會抗拒這種情形。
在這波反全球化浪潮中,台灣所受的衝擊有限,因為台灣的製造業多數早已移往中國;即便反全球化人士的目標在中國,也可藉由中國龐大的市場力量抵銷這股壓力。另外,一旦中國執意推出自定的無線通訊規格,由於將是全新的市場,台灣IC設計公司終於可以擺脫歐美先進大廠的授權束縛,將更有機會取得先機。
台灣與中國都對科技業有不同的稅負補助,自然是不公平的競爭。這對國內的不公平可分二方面;一是對其他產業,二是對其他公民。以稅負補助甲產業,那麼乙產業自然受到排擠;對全體公民徵稅,但是卻對補助產業的股東、員工給予稅負優惠,同樣是不公平。
而對國外而言,以全國的稅收補助特定產業,該產業再到國外與其他國家的同業競爭,當然對其他未接受國家補助的同業不公平。不過在實際操作上,這已成為騎虎難下的局面,因為當所有國家都這麼做時,不進行政策補助就難與他國競爭;而一開始做了,便幾乎不可能取消。
當國家給予某產業優厚的補助時,即相對削弱其他產業的競爭力。我們要與該國競爭,就要在其弱項的產業競爭,而不要與其正面交鋒;千萬不要挑戰對手的強項領域,否則不但要投入更多的資源,即使得到成績,也將十分慘烈。
同時我們也要再次提醒,以政策指導產業是最沒效率的事,利用稅法扭曲產業的發展,會讓全球經濟更加沒效率。像中國是最沒有本錢發展半導體的地區,因為中國的資本市場十分落後,法規建設及智財權保護等制度也很差,國際大廠根本不敢下精密產品的訂單給中國半導體廠。但是在中國政府一味堅持下,到頭來中國半導體廠只能製造標準型的低階DRAM(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產品。
至於在無線通訊領域中,擁有市場就握有規格發言權,憑什麼一定要採用現有的大廠規格?這得由市場來決定。至於產業規格,由於美國屬早期進入者,又率先量產,所以順勢主導規格制定也是理所當然,但是他國不見得要買帳。微軟在歐洲屢屢踢到鐵板,中國用強大的市場力量推動自有規格,立場上也都站得住腳。問題在於,美國不習慣使用別人制定的規格,所以一定會抗拒這種情形。
在這波反全球化浪潮中,台灣所受的衝擊有限,因為台灣的製造業多數早已移往中國;即便反全球化人士的目標在中國,也可藉由中國龐大的市場力量抵銷這股壓力。另外,一旦中國執意推出自定的無線通訊規格,由於將是全新的市場,台灣IC設計公司終於可以擺脫歐美先進大廠的授權束縛,將更有機會取得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