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當全世界的科學家都極力追查 SARS 病毒的致命原因時，台灣一項科專計畫所開發的「高效率基因比對分析軟體（ FLAG ）」，則悄悄地在四月二十四日率先公布 SARS 冠狀病毒基因體比對分析，不僅比較發生疫情的加拿大、香港、中國、台灣四地的病毒，同時，也完成了牛、豬、鼠、禽和人類冠狀病毒的基因結構分析，並將結果登錄上網，供各方專家研究參考。
從病毒基因定序到比對分析，速度之快，讓全世界的人見識到生物資訊的威力，生物科技的創新發明可以改善人類的生活品質的說法， 也再度得到佐證。 FLAG所研究的這項比對資訊，並可作為 SARS 檢測、疫苗及藥物開發的重要依據。
我常常思考台灣的生技產業應該怎麼走，雖然這次的 SARS 疫情如此嚴重，以另一個角度而言，卻似乎意外地給了生技產業一個貢獻的舞台。現在的生技公司大多零星、分散、小型且只有單一產品，然而迎戰 SARS，特別是在設計檢驗 SARS病毒用的生物晶片上，研究機構和生技公司卻出現了難得的團結合作。
「生物晶片研發聯盟」結合了工研院、台灣基因、華聯、晶宇、台灣神隆、台大醫院及長庚醫院的技術、設備和專長，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完成了 SARS 晶片的應用測試，這種晶片是以去年工研院成功研發的發燒晶片（ fever chip； 可以檢測二十五種致病細菌)為基礎，再加入 SARS 病毒的片段基因所製成，能大幅提升當前 SARS 檢驗的速度、數量和準確性，協助紓解迅速增加的檢驗工作，目前已在進行 SARS 病患檢體的實際測試。未來，我們將進行「預防性檢測」——在還沒發病之前，由鼻腔黏膜、體液、排泄物等偵測出 SARS 病毒。
其實，這次的互助合作並不會為這些公司帶來實際的營收，大家都是同舟共濟貢獻所長，沒有考慮太多「錢」的問題便投入了。像台灣神隆的董事長高清愿便曾下令：「賠錢也要做。」類似的產官學合作還包括了負壓隔離病房的建造和 N99口罩的開發。
五年前，工研院便陸續協助衛生署設計、監造、測試、驗證負壓隔離病房，依照美國疾病管制局的標準規格，幫全國一一九間醫院完成了約五百間的負壓隔離病房，當 SARS 疫情在全島延燒，這些病房便派上了用場。
然而病房還是不夠，行政院於五月六日專案核定，由工研院能資所整合相關廠商，負責改建國軍松山醫院成為 SARS 專屬醫院，而原本正在蓋小巨蛋的營造公司也放下手邊的工作，全力配合本院施工，我們每日三班二十四小時趕工，在兩星期內完成了一百多床的各式隔離病房。另外，工研院也積極協助疾病管制局建立最高等級的 P4 防疫實驗室。
在防護口罩方面， 廠商也配合工研院化工所趕貨， 在五月五日生產了一千多個N99 口罩，免費供給第一線的醫護人員使用。數量雖然不多，但品質精良，除了抗病毒表面處理，還結合了工研院過去所開發的不織布濾材及活性碳吸附技術，目前正加速結合國內業者，以因應不時的需求。
SARS 雖然為人類未來的生活蒙上不確定感的陰影， 對生物技術與製藥產業卻出現許多發揮的空間， SARS 的威脅像是超級磁鐵，吸引了高科技公司迸出許多殺手級的應用，更凸顯了台灣科技人的靈活應變。
舉幾個例子來說，當疫情發生後，居家隔離的人數暴增，要一一打電話確認這些人是否確實待在家裡，造成了人力上很大的負擔。工研院電通所便臨時調整了一些既定的計畫，在不增加研究經費的情況下，發展一套「居家隔離語音及影像自動化辨識系統」，以電腦執行居家隔離監控的工作，由系統自動撥打電話給居家隔離人士，並自動比對對方的聲紋是否相符，另也可以影像辨識系統，辨認居家隔離者是否在家。每台電腦約可同時監控數千人，一天可以重複好幾遍，人力便可大幅節省。
還有針對醫院院內感染的「感染源追蹤系統」， 利用 GPS 和 RFID 技術製成的追蹤器， 配戴在每一個進出醫院的人身上，要是有人感染 SARS，便能從系統的紀錄中查出這個感染源到過醫院的哪些樓層、哪些房間，系統還能自動分析感染源接觸了哪些人。
也許 SARS 或其他新種的病毒未來還會不定時造成疫情，如果 SARS 幾個星期就消失，這些新興生技產品與技術就會沒有市場，但若是持續的現象，就會有商機。 我一直認為生技要發展必先得從市場和需求面去帶動，SARS 激發了平時分散各處的研發能量，也更讓人體認到生技不只是製造產品，也要結合服務。
SARS 新藥則是這一波科技競賽的聖杯， 工研院特與美國 ISIS 生技公司簽約展開「 SARS 醫藥緊急開發計畫」，這場國際合作破天荒由高層透過視訊會議及電話磋商，免除了冗長繁複的文書往來等作業程序。由於疫情緊迫，現階段只能借重國內外現有之技術、設備及經驗，使得新藥的產出不需花費太多時間。
這項計畫希望能在未來的六到九個月內開發出抑制 SARS 病毒的「反意核酸」實驗新藥，專門用來抑制病毒大量複製。由於 ISIS 生技公司擁有一千多個專利，而且已經有反意核酸藥物成功的經驗，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合成、篩選及毒性試驗。而 SARS 新藥一旦開發成功，將會提供足夠兩百名 SARS 病患的臨床試驗，另並同時移轉技術，以確保台灣將來自行研發和供應的能力，萬一未來 SARS 復返，台灣便能啟動製造新藥。此計畫雖然大力借重國外之能力，卻是最具時效性且有機會成功的方案。
SARS 讓我們學到了如何運用「聯盟」和「園區」進行整合， 如何採取「大型計畫」結合民間業界和國際力量。為了救急，原本的研發能量成功被轉換，也改變了合作關係和生態的規則，種種現象，為人所樂見。新的危機，也可能造就轉機，SARS 給我們上了一堂寶貴的課，也提供了一個產學合作的好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