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中國大陸的前途，就會觸到正在成形的所謂「新貴」階層，或稱中產階級、商業精英的問題。他們，到底會在社會轉型中扮演什麼角色呢？
大陸一九九二年以來的改革，實際上是一個建立在犧牲掉社會公正原則基礎上的利益重新分配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新貴階層從統治者的政策中得到了不少好處，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也是既得利益者。因此說他們與政治精英已經結成剝奪一般民眾的同盟是正確的分析，但是，問題在於：新貴的既得利益實際上是舊體制賦予的，既沒有道義上的支撐── 因為他們的致富在很大程度上是當局強行重新分配利益的結果；也沒有法律上或政治上的保障── 因為誰都知道中共的政策會變來變去。前十幾年，他們需要中共提供發財的機會，中共需要他們帶動經濟成長，「新貴」與當局之間處於「蜜月期」，可謂如魚得水。
然而，天下沒有永遠的蜜月。當中共的金融財政陷入危機，對一般民眾的掠奪也空間縮小之時，「新貴」們就成了人人都想咬一口的「唐僧肉」。以劉曉慶為例，殺雞儆猴以加強對民營企業的徵稅力度是徵兆的開始。至於華晨汽車工業集團被強行劃歸國有已無可掩飾。
十年前，經濟強人仰融為了使他創辦的華晨中國汽車公司可以在香港和美國上市，與人民銀行教育司等國有單位合資成立新的公司，十年下來資產十幾倍地成長。今年三月，財政部突然下發一紙公文，強行將華晨公司收為國有，歸遼寧省人民政府管轄。仰融一夕之間被剝奪了產權，只有遠走美國。
這一類似中共當年「打土豪、分田地」赤裸裸的掠奪行為表明，隨著經濟改革已成為強弩之末，經濟困境日益凸顯，中產階級與當局之間的利益矛盾也掩蓋不住了。劉曉慶下獄、仰融流亡，以及最近的楊斌（大陸第二富豪︶被軟禁等一系列事件，標誌著商業精英與政治精英的「蜜月期」已經結束了。儘管中產階層一貫求穩怕死，但當他們的自身利益受到侵犯之時，他們就會投向主張變更體制的陣營，成為民主化的推動力量。
也許，現在是回到亨廷頓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