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造成八十三人罹難、七十一人輕重傷的新加坡航空空難事件，桃園地檢署上周偵查終結，對涉案的兩名機師宣告緩起訴處分，其餘一名機師則不予起訴。在我們印象中，檢察官偵查終結不是「起訴」、就是「不起訴」，何來「緩起訴」？這是什麼制度？
緩起訴制度設計的目的，是為了使司法資源運用得更有效率。以往，檢察官對於罪嫌明確的案件，不論大小，幾乎均須起訴交由法院審判，從第一審打到第三審，沒有三、兩年無法定讞。當被告涉嫌殺人、擄人勒贖、結夥強盜時，走這麼一大套刑事程序固然有理；如果被告只犯妨害自由，或車禍肇事逃逸等小奸小惡的罪，被告同樣有權利如法炮製，難怪法院積案如山。於是引進日本施行相當成功的緩起訴制度，賦予檢察官篩檢起訴案件的權限，輕微案件將不必再交由法院審理，而由檢察官負責，一方面可使法院專心處理重大犯罪案件，一方面檢察官可命輕微案件的被告履行各種義務，以改造被告並彌補被害人，對社會正義的維護
，深具意義。
對檢察官而言，緩起訴制度賦予其相當大的權限，檢察官得要求被處以緩起訴的被告向被害人道歉、悔過、支付賠償，或義務勞動四十小時以上、接受矯治措施等，比法院刑罰的種類更多樣化（法院只能罰錢、關人，或處死〉 ，以達到懲治犯罪的目的。例如，南投地檢署曾宣告酒後駕車的駕駛人緩起訴處分，並要求他們參加交通遊行宣導，這個處罰，將比科罰金或拘役更有意義，對預防再犯的效果可能更大。
就被告來看，刑罰除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復目的外，也希望透過刑罰能使他們重新做人，不要再危害社會。基於教育以及預防再犯的目的，把犯罪被告抓去坐牢，並非最佳方法。檢察官對於輕微案件的被告，得於宣告緩起訴的同時，依據個案情況具體要求被告做一定行為，例如，要求違法電魚的嫌犯在溪流旁邊豎立「嚴禁電魚、毒魚」的告示牌，或要求販賣色情光碟的被告捐款給提倡心靈改革的教育團體，可能更加彰顯刑罰的教育目的。
最後，緩起訴制度對犯罪被害人也未嘗不利。所謂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一個車禍案件如果進入法院，可能兩、三年無法結案，被害人不如和檢察官協議，一方面同意緩起訴，一方面請求檢察官命被告為具體的補償，對正義的伸張以及被害人的保護，不是更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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