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馬英九在最近一次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自豪地說出,「經過稅改,亞洲四小龍中,我國的所得分配最平均。」
但是在《今周刊》的獨家民調中,總統的觀察,卻與全民感受完全相反!
應付社會對於貧富惡化的不滿,總統與財政部長的稅改,永遠只有「所得」,卻忽視「財富」這個真正的問題。
正視財富不均,台灣的稅改,需要新腦袋!
深刻的剝削感 房東坐擁房產 該繳的所得稅卻比上班族少
晚上九點,在企畫公司上班的李苑珍與丈夫才剛下班,回到台北市南港的租屋處,兩房一廳,室內不到三十坪,一個月房租三萬多元。
打開財政部的報稅軟體,他們夫妻,今年要繳的稅接近十萬元。除了保險,李苑珍並沒有投資,他們的薪資,每一分都得計稅。「辛苦賺來的錢,每年都要吐出這麼多、要繳這麼多的稅!」她苦笑著說。
她和丈夫早就放棄買房子,「房東每次來作客,都問我們什麼時候生孩子,我們都只能尷尬苦笑。連房子都買不起,怎麼會想生小孩?」李苑珍說。坐擁房產的房東,真實財富遠高過他們夫妻倆,但每年繳的稅卻遠比自己少。「看著房東送小孩去英國念書,退休後也不用工作,就等著收我們的房租,這叫我們怎麼甘願?」
其實,就在李苑珍接受我們採訪的前一天,財政部部長張盛和才到國外領回了「全球最佳財政部長」大獎;頒獎單位是英國專業財經雜誌《The Banker》,主要得獎原因是去年推動了以「回饋稅」為名的稅制改革,對「高所得」族群加稅,「英國人崇拜羅賓漢,他們可能認為我做了一些羅賓漢會做的事吧!」張盛和這麼說。
羅賓漢,英國傳說中劫富濟貧的大英雄,他劫的富,是一路世襲財富的大地主,而非辛苦工作賺取所得的勞工階層,「但,部長去年的稅改,好像只是針對所得稅,沒有碰到這些大地主啊!」這種強烈的相對剝奪感,正是現下台灣中產階級的心聲。
今年四月,《今周刊》委託台灣指標調查研究公司針對稅負問題進行民調,結果顯示,七成民眾認為台灣稅制不公;高達八成五的民眾認為,台灣稅制應該要修改,讓有錢人繳更多稅。
揭開殘酷事實 《今周刊》調查發現 台灣財富分配極度傾斜
那麼,在一般民眾的想像中,台灣的有錢人究竟多有錢?財富分配究竟是多麼傾斜?五月間,《今周刊》委託美商全通集團波仕特線上市調網,調查台灣民眾對財富分配的認知與期待。對比真實情況的結果顯示,民眾顯然還低估了富人所擁有的財富水平。
據調查,民眾「以為」目前台灣前二○%的有錢人,擁有全台灣五七.八%的財富;最窮的二○%民眾擁有全台五%的財富。
接下來,我們問大家「期待」的均富是什麼?有趣的是,沒有人想要「一人一元」的絕對平等,大家都能接受某種程度的分配差距。全民理想的分配中,最有錢的族群可以分到「台灣財」中的三七.七%,窮人拿到一○%,而中間族群可以拿到五二.三%。
然而,事實比大家想像得更加不堪,距離希望差距更遠。在一份根據瑞士信貸委託倫敦政經學院於去年針對全球財富分配的研究《Global Wealth Research》,揭開更殘酷的事實。台灣前五分之一的富人,擁有全台七四.七%的財富,中間族群可以拿到二五.三%,而最窮的族群只分到○.○四%的財富。
細看這份「真實」的調查,前一○%的富人,拿走全台灣六二%的財富;而前一%的富人,則拿走三二%的財富!
台灣貧富差距,絕不是官員想告訴我們的漂亮外表,巨大財富累積的面貌,已經超乎我們的想像;而稅制,這個對付貧富不均最重要的武器,在台灣,已經完全失靈。
根據行政院的國富淨額統計,二○一三年房屋及土地資產共計一一二兆元,較前一年增加了八.一兆元,占台灣資產淨額的七成之重。但是同一年的稅收中,房屋稅和地價稅等財產稅僅收到一三六一億元,只占總稅收的六.八%。同時,台灣的個人所得淨額只增長了三九二三億元,卻貢獻了總稅收的二二%。更誇張的是,綜合所得稅的收入來源裡,七三%都是薪資所得!
這個數字,呼應了李苑珍的感受,也描繪了台灣貧富差距明顯惡化的主因:勞工賺來的薪水,每一分都跑不掉,坐擁財富的地主,政府卻視而不見。這個數字,也點出了稅制的「財富分配」功能失靈的根本問題:推動稅改的財政部部長與立法委員,提供貧富差距情況資料的政府部門,根本搞錯了方向。
他們只有「所得腦」,沒有「財富腦」,應付社會對於貧富惡化的不滿,他們永遠只會從「所得稅」下手。官員自比劫富濟貧的英雄羅賓漢,但卻完全搞錯了羅賓漢眼裡的富人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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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缺「財富腦」 財富集中度高於所得集中度 二十四年前已揭露
政府官員缺乏「財富腦」的現象,大概已經存在二十年以上了。
在稅收資料上,政府公布的資訊看不到財產,而台灣唯一一份關於財產的官方調查「國富統計」中,也沒有財產的分配統計。事實上,主計總處〈原為主計處〉曾在一九九一年的國富統計中公布了財富分配狀況,二十四年前的台灣,最富前二○%家庭擁有全台五○%的「財富」,而這些富人之家在當年的「所得」,則占全台三八%左右。這代表從所得分配中,根本無法看出有錢人與其他階級的財富差距。
令人不解的是,國富統計自此之後再無公布財富分配的變化,彷彿忘了財富分配惡化程度高於所得分配的現實,而我們的立委,竟也像是被政府牽著走似的,逐漸忘了貧富擴大的根本原因。
過去兩年,在立法院的報告和質詢的公報裡,真正討論到「財產稅」三個字,只有兩次。其中一次,立委曾巨威還因為張盛和請假,而無奈放下原本的討論。這就是台灣,政府、財長、立委,多年來他們推動的稅改,不只是讓「稅」的財富重分配功能失靈,甚至,是一種適得其反的、迷航暴走式的荒謬稅改。
回顧過去的稅制大戰,不但圍繞著都是提高所得稅,竟然還降低財產稅。整個稅改的荒謬,從一場戰役中可以看出來。
強行降遺贈稅 五○%砍至一○%過程粗糙 竟無配套措施
○八年,政府打算調降屬於財產稅中的「遺產及贈與稅」。時任財政部部長的李述德召集全國財稅專家,組成「賦稅改革委員會」提出建議,這一群專家中,包括了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朱敬一是台灣經濟與財政專家,《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來台灣,就是朱敬一與他對談。
談起當年的賦改會,個性剛烈的朱敬一立刻搖頭:「〈遺贈稅稅率〉早就決定好了啊!邀請全國最專業的人做討論,都是白費工夫!」朱敬一說。
簡單地說,遺贈稅課的是「不勞而獲」的繼承財產,是教科書中載明最具財富重分配功能的一種財產稅。那一年,稅率直接從五○%砍到一○%。
原來,賦改會提出了各種稅率方案,即使其中一案的稅率確實降到一○%,也認定必須搭配消費稅與資本利得稅的補強配套。但是,提出建議案五天後,李述德在行政院提出的案子,就是直接降到一○%。最後,朱敬一乾脆退出賦改會。
財政部前部長何志欽也提出過降遺贈稅,但連他都認為,政府降遺贈稅過程太粗糙,「我們那時候計算,降到二○%是比較合理的,但是財政部卻沒有配套,直接降到一○%。」他說。在《今周刊》獨家民調中,也是最多民眾認為二○%至二九%才是合理稅率。一○%的遺贈稅率,到底何憑何據?
也難怪,財政部前部長林全痛批:「台灣的財產稅,是全世界最落伍的!」他指出,除了遺贈稅的「胡鬧」之外,台灣房地產持有稅的「土地價格」與「房屋價格」分切,始終無法房地合一,造成財產稅稅基嚴重不足,與降低遺贈稅後的資金效應相乘,不但造就了台灣房地產盛世,更成為皮凱提口中的「世襲資本主義」經典案例。財富差距,越擴越大。
沒有「財富腦」的官員,放著大筆財產不課,在過去幾年間,反而不斷回過頭來課所得稅。去年,張盛和喊出「有錢人回饋社會」的口號開徵所謂「富人稅」,將個人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從四○%提高到四五%。但是,「有錢人回饋社會」這句話,凸顯了稅改的最大荒謬。
財政部認定富人是「年收入一千萬元以上的高收入者」,「這些人可能有相當高的年度所得,但不一定有很多財產,離真正『富人』還有一段距離。」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營運長吳偉臺說。事實上,根據財政部的稅收資料,這些「富人」的所得,雖然收入比多數人高,仍有三成以上的收入來源是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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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所得≠富人 「有錢人回饋社會」 凸顯稅改最大荒謬
稅改十年,放掉財產,努力搾乾受薪階級,讓台灣的總稅收占GDP〈國內生產毛額〉比重逐年下降,一三年,台灣的租稅負擔率是一二.九%,就算加上社會安全捐,在全球都是偏低。政府放著富人的金山不管,緊盯你的每一分薪水。沒有效率的所得稅雖然高稅率,卻是低稅收,更讓勞動者苦不堪言。
「為什麼我們的租稅負擔率是偏低的,但是一般人的感覺卻很重?」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所長暨策略長吳德豐解答:「這是因為台灣的租稅結構出了問題。」吳德豐分析,現在台灣稅制的面向,「針對國內所得課高稅,但是財產稅及消費稅偏低課稅,這是台灣稅制值得進一步深究的地方。」他說。
現在,台灣的未來已經可以想像。第一個可能性,全民持續要求「公平」,政府則持續以「所得公平」回應,忽視台灣嚴重傾斜的「財富公平」。為了安撫全民對貧富差距的氣憤,政府不斷推動提高所得稅的假稅改,未來,台灣越來越多稅收僅依靠我們的薪資課稅。所得稅課的是「人」,而人都有腳── 人才不斷外流,就是台灣的未來。
後遺症一籮筐 受薪階級壓力大 人才出走成隱憂
穿著高跟鞋,輕盈走過機場海關的黃小姐,就是「外逃」的年輕人之一。她看著熟悉的桃園機場,低頭看著自己手上的香港身分證,心中只有無奈。她是台灣人,擔任一家航空公司的空姐,持有香港身分證已經三年。雖然還有台灣國籍,她每年的新台幣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元的工作所得收入,都在香港申報。
「以我的收入,第一年、第二年,我不但不用繳所得稅,香港還退稅給我。今年終於要繳稅了,心裡還很緊張,但是一看,要繳的稅大概不到新台幣五千元。」黃小姐說。香港的低所得稅,不只吸引她,「很多同事像我一樣,但是,能怎麼辦呢?我又不是什麼有錢人,為什麼要負擔那麼重的稅?」
提高所得稅,課的是流動速度快的人才。年薪百萬元的年輕人不願負擔這個荒謬稅率,更高薪的白領階級又怎能留得住?這就是現在張盛和打著租稅正義的大旗,調高所得稅的結果。吳德豐說:「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所得稅的趨勢都是往下調。今天我們財政部推出稅改,不是要追求公平,而是增加稅收。」他憂慮地說:「台灣的薪資水準低,高所得稅率讓它的實質收入更低,這是無庸置疑的。」
當高薪人才出走台灣,誰來負擔稅負?答案就是「傻傻的」李苑珍,讓走不了的人,稅負更重。
另外一群人,不是走不了,而是不想走。六十歲的劉先生就是一例。他與妻子退休多年,沒有收入,但是住著新北市三層樓的房子。而且,因為沒有收入,在財政部眼裡,他是「沒有生存能力」的老人,還可以給他的兒子報扶養親屬,夫妻一扣就是十七萬元扣除額。
沒有收入的劉先生,名下房地產是繼承而來,世代相襲,若制度不變,未來也幾乎不用繳稅。去年台灣的核定遺產總額達六三三○億元,占所得淨額五分之一,但這些財產只要課一○%的單一稅率;反觀努力工作的所得稅,不但一分錢都跑不掉,最高稅率還到四五%,加上健保補充費,最高四七%。世襲財產低稅、努力工作繳高稅。
別悲觀,台灣,可以有第二個可能性。在這個可能性裡面,台灣人終於認清,稅改不能感情用事,人民能分辨真正的問題不在所得分配,而在財富分配。沒有財產稅的改革,都是假稅改。
民間越來越多的聲音,逼迫民意代表、政府官員,能夠對財產稅改革有更重要的影響。台灣的新稅改,油然而生,這個稅改,需要新腦袋、新工具。稅制將從財富角度出發,不只再探討所得稅,而是將財產稅、消費稅等稅制一併討論。
雖然從政治上來說,我們離真正的稅改還有一段路要走,但是,社會氣氛正在形成。《今周刊》民調中,民眾已意識到問題所在,遺贈稅、營利事業所得稅、資本利得稅、財產稅,都是民眾最希望調升的稅目。
這股力量,需要引導到正確的地方,台灣人,應該有一個更好的稅制改革,這也將是一六年總統參選人的重大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