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稅搞錯方向 削弱台灣競爭力

立法院財委會在五月二日審查通過「財政健全方案」，完成史上最大加稅案，估計明年可以新增稅收六五○億元，用以填補每年約三千億元的財政赤字缺口。各大媒體紛紛以「富人稅過關」為標題，作為此次加稅的代表作。

在全球財富分配差異惡化，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趨勢下，「富人稅」成為平息社會不安的一個響亮的口號。美國總統歐巴馬、法國總統歐蘭德都推動富人特別稅；股神巴菲特也曾提議，對年所得超過一百萬美元的富人課徵所謂的「巴菲特稅」。台灣這次通過的增稅案，新增「年所得超過一千萬元」的課稅級距，將個人所得稅率提高到四五％，堪稱是富人稅的最新案例。

加稅只剝到高階經理人的皮

根據財政部的估算，年所得一千萬元的納稅義務人約有九千五百人，稅率提高之後，每年新增新台幣九十九億元的稅收，平均每人多繳一百萬元的所得稅。表面上看起來不多，但是若與「股利可扣抵稅額減半」合併起來看，可扣抵稅額減半將每年新增四百億元的稅收，二者加計每年新增五百億元稅負，這群被財政部鎖定的高所得者，股利所得稅負大增，綜合所得又再多繳一百萬元，稅務負擔將會大幅加重。

財政部的增稅方案，最大爭議在鎖定的「富人」定義偏差，財政部咬定年所得千萬以上的薪資族群，卻縱放地產交易的高資產階級。加稅方案對於「高資產者」束手無策，卻對已經負擔沉重稅負的高階經理人，再剝一層皮。

事實上，台灣真正的「富豪」絕對不是這些每天早出晚歸領薪水的高階經理人，而是不用辛苦工作，坐享豐厚收益的房地產投資者。就拿花旗(台灣)銀行董事長管國霖來說，他年薪縱然超過千萬元以上，但他肩負花旗銀行台灣分行的營運壓力，領導五千名以上員工，付出的工作心力也非一般人能及。

更何況，一名年薪千萬元的高階經理人一旦扣除所得稅約三百多萬元後，實質所得不到七百萬元；如果肩負全家老小生計，在扣除日常生活每年約三百萬元後，一年存四百萬元；如此工作十年，存得四千萬元，只能買到台北市一般住宅。

誰才是台灣真正的有錢人？ 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就是那些擁有房地產的高資產人。

財政部不敢觸碰房產持有稅(地價稅、房屋稅)、房產交易所得稅，只從方便稽徵的個人綜所稅下手，其實打擊了台灣最具有競爭力、最具有國際視野的一群人。增稅的結果，無益於減緩貧富差距，反而扼殺了產業成長的動能。

國際化人才出走領高所得

現在，被增稅的九千五百人，就如同管國霖一般，主要組成是台灣一千五百多家上市、上櫃公司，外加二五三家興櫃公司，以及約三百家外商在台分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再加上一部分大型績優公司的長期持股股東。這不到一萬人的企業領袖，每年為台灣的上市、上櫃公司創造超過新台幣一兆元的稅後盈餘，領導超過一百萬個就業家庭，不只是台灣經濟動力的火車頭，更替政府扛下沉重的就業與社會責任。

政府沒想到的是，這些領高薪的人都是國際競爭人才，他們擁有跨國工作的能力。而鄰近的香港、新加坡、韓國、日本，最高的所得稅級距稅率都比台灣低。香港只有一七％，新加坡僅二○％，韓國也只有三八％。可想而知，稅改後，更不利於台灣吸引優秀人才，對台灣長期的經濟發展是一大隱憂。

我們的綜所稅級距比鄰國高，但是台灣房產稅幾乎是全球最低。同樣年所得淨額為一千兩百萬元的人，如果你是上班族就要繳四○九萬元的稅，如果你是領股利所得的大股東，要繳三○七萬元，至於收租的大地主只要繳一九三萬元。

政府不針對真正有錢有閒的「大地主」加稅，反而去加對產業有貢獻的高階經理人，然後逼走他們，真不知政府的盤算到底是什麼？

財政部長期便宜行事，殺雞取卵只針對高薪資所得者課稅，對台灣的經濟動能已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台灣上市公司幾乎找不到國際化的專業經理人，即使是台積電，薪資水準也只能吸引「愛台灣」的本土人才，一千五百多家上市上櫃公司，一級主管中的外籍經理人加起來不到一百人，這造成台灣企業無法國際化，只能做國際企業的下包，忍受「毛三到四(毛利率三到四％)」的悲苦宿命。

中年精英提早退休炒房去

不只如此，原本就高達四○％以上的個人所得稅率，加上微乎其微的房地產交易稅，等於變相鼓勵人去炒作房產。事實上，這樣的稅制結構已經讓原本應該在大型企業奮鬥的四、五年級高階經理人，早早就退休炒房去。

我們現在到處可見頭髮灰白，大白天在山邊水岸慢跑、騎腳踏車、登山的提早退休族，正是財政部高薪資所得稅制的產物。而這群經驗豐富、又蓄積了相當財富的中年精英，原本應該創業，或者率領台灣企業躍上國際舞台，為台灣創造更多高薪的就業機會，卻因為偏頗的稅制，選擇了獨善其身的退休路，這正是台灣為什麼找不到新公司，老公司又越做越衰退的關鍵所在。

財政部多年採用「懶人加稅法」的結果，在大公司工作的中高階主管，成為不斷被稅官搾油的受害者。

馬英九總統曾經引用財政部二○○八年的資料說，適用稅率四○％的高薪資者有四萬人，只占總納稅戶數(五四七萬戶)的○．七％，卻繳付了四六．八％的綜合所得稅。也就是說，台灣一半的綜合所得稅，都是這些被財政部套上「富人」大帽子的高階經理人所繳交的。

而依財政部公布二○一一年的綜所稅結構資料顯示，台灣五六六萬戶的納稅戶中，有約兩百萬戶完全不用繳綜所稅，另外二五○萬戶平均只繳九千元的綜所稅，兩者合計占比高達七九．四％，換言之，另外接近二成的納稅戶，則負擔了超過九成的所得稅。

○．八％的人扛一半稅收

在乖乖繳稅的那一小群倒楣鬼中，最倒楣的○．八％，負擔了一半的所得稅。高階經理人扛起了全國所得稅收半壁江山，不但沒有獲得應有的尊敬，還被戴上富人的三角帽遊街示眾！

前財政部長林全曾經在《今周刊》第七七一期直陳，「國內富裕者的收入來源……，有許多都未納入所得稅課稅範圍。」巴菲特說他的實質稅率只有一七％，比大多數員工還低，甚至遠低於打掃辦公室的清潔工，因此主張對富人課徵特別稅，扭轉這個不公平的現象。林全認為：「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惡化更日趨嚴重。而且台灣的極端富裕者租稅負擔比率，較受薪中產階級為低的程度，恐怕尤甚於美國。」但是如果這些富人的漏稅管道不堵住，「即使修改高所得者的平均稅率，結果也不能改變資本收入與資本利得免稅的事實。」

這次財委會通過、被財政部宣傳成為「成功課徵富人稅」的法案，根本不是真的富人稅！增稅案對於擁有土地的「高資產者」束手無策，只是鎖定已經背負了全國五○％所得稅的「高薪資者」，再搜刮他們一次而已。這個增稅方案，無助於減少貧富差距、有害於企業發展，是稅官一貫殺雞取卵、便宜行事的短線作法。

高資產者稅率低於受薪階級

偏頗的稅制，是對認真工作的受薪階級殘酷的懲罰，一個認真工作三十年，終於升任大型企業主管的專業經理人，持續數十年、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忙碌，連晚上睡覺時手機也開著隨時應戰，高階經理人幾乎不耗費任何社會成本與政府補助，賺的是勞心勞力、不眠不休的血汗錢，卻要繳付四○％所得稅給政府。

相對而言，囤房、囤地者從銀行借取巨額的低利息資本，平日什麼事情也不用做，許多空地連除草的錢也不花，二十四小時躺著遊山玩水，最終獲利不僅遠高於勞心勞力的薪水階級，還幾乎不用繳稅。

台灣的稅制懲罰辛勤勞動者，鼓勵炒房炒土地者，正是國父「三民主義、平均地權」最大的叛徒。

當我們用超高的薪資所得稅率、超低的房產稅逼走高階專業經理人，堵死國際人才流入的可能，走入「全國都低薪」的死胡同，台灣，也就不會有什麼未來了。

在民主政治「政策買票」的惡風之下，政府胡亂減稅，高達七成的政府支出是投入僵化的人事與退休費用之中，中央、地方債務加上主計總處承認的隱藏性負債(軍公教勞工退休金法定給付義務)，合計已經高達二十四兆元，是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的一六○％，遠遠超越希臘、義大利，逼近日本水準。

財政部收不到稅，編不出預算，只好用挪帳、賣祖產、搜括高薪資者來掩飾，真正該做的稅制改革，又畏縮於政治考量而束手無策。財政紀律的敗壞，國家財政的崩潰，勢必遺害後代子孫，而這，恐怕才是馬總統、財委會立委諸公與歷任稅官們的歷史定位！

(本文作者曾任台灣、香港上市公司副總經理)

▲點圖放大

▲點圖放大

▲點圖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