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信社會企業搭起財富和公益的橋樑

上帝在最後審判時，不是以你以前多麼功成名就、累積多少財富來衡量你，而是看你曾經幫助過多少人來決定的。

因此，在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地球村時代，許多人都會很自然而然地發揮大愛的精神，捐款、做善事，台灣人更是如此，拿二〇一一年的日本三一一地震來說，蕞爾小國的台灣居然為全球捐款最多的國家。

只是，這人性光輝徹底展現的狀況下，卻也有不少黑暗面伴隨而生。首先，台灣的捐款存在一個現象，那就是捐款多數集中在幾個知名慈善團體，很多不具知名度的慈善機構即使需要幫助，卻總募不到款，而更嚴重的是，許多表面行善的基金會，私底下卻是財務不透明、弊端叢生，致使社會大眾的愛心，徒然地餵飽少數不肖人士的荷包，甚至多達七、八成的善款未能真正流入弱勢團體的手中。

「因此，愛，需要有計劃的愛！」一提起慈善被糟蹋，本身是身障人士的立法委員楊玉欣大聲疾呼，而她更進一步指出，目前風行於國際社會的社會企業及「公益信託」，正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推展社會企業機制  有效協助弱勢族群

其中最經典的是，印度經濟學家默罕默德•尤努斯在一九七四年孟加拉大飢荒時所發動的「鄉村經濟計劃」，他除了在當年推動了一個以農業合作社體制來讓孟加拉人民脫貧外，一九七六年還創建了「格萊珉鄉村銀行」，貸款給孟加拉窮人，甚至後來發展越發成熟，「格萊珉鄉村銀行」還為這些窮人提供了微型信貸、房貸的服務，受惠的弱勢族群還一路由孟加拉向外延伸，時至今日已有上億的第三世界人民受到照顧，尤努斯更因而獲頒二〇〇六年諾貝爾和平獎。

而這套「尤努斯模式」，其實就是把慈善資金，利用銀行管理、投資的方式，讓善款得以增生累積，同時又把銀行放款的機制，活用在針對弱勢族群的貸款，達到慈善目的，就誠如尤努斯所言：「以社會公益為目標，用商業機制來解決。」這樣的慈善資金運作模式，成了全球社會企業的典範。

另外一個有效協助弱勢的工具就是公益信託。所謂的「公益信託」，其實是有別於早期善心人士要集結來自於社會上的慈善基金，僅能以成立財團法人基金會，作為資金募集、運作的單位，後來在一九九六年信託法發布後，「成立公益信託」則成了另一個運作慈善基金的管道。

進一步來說，凡是以慈善、文化、學術、技藝、宗教、祭祀或其他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資金信託，一經相關主管單位許可後，都可以成立。而在「公益信託」這個平台下，除了保有原本基金會所具備的慈善「募集」、捐贈者「節稅」的功能外，由於是委託公正信託業者代管，就規避了社會大眾對於慈善資金運作流向不明的疑慮，更因為這是一個開放的平台，使得一般大眾亦可能輕易地將善款捐贈於信託基金或甚至自組公益信託，讓慈善資金的募集來源更為多元，同時，有別於基金會通常有特定的捐贈對象，如「受虐兒基金會」、「婦女基金會」，公益信託的捐贈對象不受限，讓善款得以加惠於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公信社會企業  以金融專業搭起財富與公益的橋樑

有鑑於此，前身為威肯險代理人的威肯公信集團，其創辦人陳全成於本業經營有成後，就一心投入公益相關領域。多年來，致力研究默罕默德．尤努斯、比爾蓋茲基金會、Bruce Etherington、台塑集團、洛克菲勒等公益團體的成功運作模式，最後決定結合公益信託及社會企業的創新模式，帶領旗下一群擁有CFP理財規劃國際金融證照的專業人才，設立了「公信社會企業」。

值得一提的是，公信社會企業不但具備原本公益信託的精神，還將之發揚光大。陳全成解釋，專業的信託機構不但能替公益組織的慈善資金進行管理，更重要的是，透過創新的金融操作，讓原本僵滯的慈善資金活化，創造出更高的價值，讓善款更有效率的分配，幫助更多的弱勢族群，無疑是搭起了財富與公益的橋樑。

他分析，公信社會企業其實就是讓社會公益的善款實現了三大價值。首先因為善款交由信託代管後，資金的每一筆支出，都必需透過信託監察人簽准，再通過金融機構審核才能動用，且每年政府都將進行帳面查核，使得公益基金都能得到妥善保護和運用，「信託機構、信託監察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三層安全防弊機制。」陳全成說。

而公信除了能讓慈善單位或基金會帳務獲得妥善的管控外，還建議公益信託慈善基金應該資產配置及投資，以保持慈善款項的水位，提供未來源源不絕的需求。以諾貝爾基金為例，當初諾貝爾在設立一九〇〇年基金時，由於只出不進，在運作五十年後，漸漸入不敷出，眼見諾貝爾基金不久的將來會有耗盡的危機，管理委員會改採資產配置及穩健投資的方式，經過多年的複利效果，甚至超越了原本的資金水位，讓基金得以持續運作到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