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資產管理業走入困境，業者普遍呼籲政府放寬法規限制，但在法界專家的眼中，即使法規有所調整，但只要管理者的心態不變，限制永遠都會存在。
除了擔任專任教授，王文宇目前也是台大企業暨法制中心主任、亞洲法律與經濟學會委員會委員，經常發表私募基金、共同基金、衍生性商品、信託法等相關文章；在二○○八年，他並與財經專家共同主持了「我國成為亞太資產管理中心之建立及立法方向」研究。在金融及資產管理相關法規的研究，堪稱國內權威。
主管機關態度偏向保護消費者
「主管機關對於金融業的管理，很多不是按照法律。」王文宇說，以一位法律人的角度看台灣金融業，「其實很有趣的是，在台灣，金融業是一個政府介入很深、管得很嚴的產業。」往好處想，這樣的管理不容易出事，但若一旦出事，「接下來的處理，幾乎只看政府的態度，很少真正走到法院。」
他以連動債事件為例，政府的處理方式是金管會直接找銀行公會和業者，研究所有的消費者申訴，「在多數國家，不見得會這麼做，通常還是依法行事，法官敲了就算。」
此外，○五年發生的投信結構債事件，當時金管會為了保護投資人，要求投信業者自行吸收所有損失，「在我看來，這樣的要求，恐怕也沒有法律依據。」
王文宇不願評論這種管理方式的對或錯，但他強調，主管機關的心態上，顯然就是從「保護消費者」出發，「而對產業發展來說，這樣的心態相對不利。」
回到資產管理產業，王文宇解釋，資產管理就是「管錢」，出錢的一方和管錢的一方簽訂「契約」，而業者口中的法規限制，關鍵就在於這個「契約」是否限制太多、管理太嚴。
「在國外，資產管理相關契約的精神，說難聽一點，叫作『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雙方對等，客戶很清楚業者要怎麼做，也願意盈虧自負。」但是在台灣，因為執法的精神就是從「保護消費者」出發，因此對於「契約」的解讀、執行，也自然會演變成「盡量不讓消費者受傷」。
他舉例，銀行財富管理部門必須執行所謂的ＫＹＣ（Know Your Customer風險屬性分析），了解客戶的風險承受度，「但法律上並沒有講ＫＹＣ是什麼東西，於是，金管會設計制度時就會採用嚴格的方式，如果業者還是不清楚，主動詢問主管機關，得到的解釋可能又更嚴格。」
嚴格解釋的結果，是銀行業不小心違反法規的風險提高，也就愈來愈不敢引進新的商品，創新的動能不夠，商機自然愈來愈少。「這就是我說的，當你的執法是從『保護消費者』的角度出發，一定相對不利於產業發展。」
在「亞太資產管理中心之建立及立法方向」研究中，王文宇提出七項立法建議，「我知道，有些建議已經在做了，但我還是要強調，心態沒有變，法規調整的效果恐怕也有限。」
心態不改變 法規調整效果也有限
報告中的第一項建議，是「現行金融機構組織應增加有限合夥之組織模式供企業選擇」（亦即讓金融機構可以選擇以合夥制設立），王文宇半開玩笑地解釋，「與公司制相比，有限合夥制的優點就是『管理鬆散』，管制少，比較靈活彈性！」透過合夥制的建立，應能有助於金融產業多元發展。
「就我所知，關於合夥制的法律，至今已經寫了七、八年了。」他說，一開始是經建會在主導，案子到了經濟部之後，「或許是為了管理方便，法律條文愈寫愈嚴，明明是合夥制，寫的卻像《公司法》。」
他表示，合夥制某種程度像是一個事業「隨便你搞」，這必然會增加主管機關控管上的困難，「他們會立刻想到接下來有多難管理，法律恐怕也就愈寫愈嚴。」
「你問我，這條法律通過對產業有沒有幫助？我會說一定有。」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說，王文宇仍然認定合夥制的建立能夠帶來正面效果。
但能有多少幫助呢？王文宇表示，如果主管機關的心態還是一樣，任何法律條文的調整，對產業發展的正面效果都是有限。
「法，沒有那麼偉大，重點還是管理者的心態。」他再次強調。
2005年國內投信發生結構債事件，時任金管會委員的李賢源強力要求業者自行吸收損失，金融法專家王文宇認為，這種要求「於法無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