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金融輓歌

五月間，行政院院長陳冲（右）再次提及亞太資產管理中心構想，但在口號空喊17年後，業者已經不敢過度期待。

楊紹華

金融風雲

攝影／陳俊銘

808期

2012-06-14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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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台灣喊出「亞太金融中心」計畫，至今已有17年。2001年，新加坡宣示「以資產管理打造亞洲金融重鎮」，十年之後，這裡已是全球第四強的金融中心。新加坡能，台灣為何不能？過時的法規、心態封閉的主管機關，讓金融業處處都有光怪陸離的荒謬事。這些荒謬的小事，處處綁住業者的手腳，扼殺業者的生機。當然，也綁死了高喊17年的亞太金融中心夢。

方雅薇今年三十一歲，二○一○年，她被任職的外商銀行調到新加坡財富管理部門，那一年，她的年薪從八十萬元一舉跳到一六○萬元新台幣。現在，則接近兩百萬元。

「別看新加坡人口不多，但財富管理的生意很好做；在這裡，資產管理業管到的錢，我想有六成以上來自其他國家。」方雅薇說錯了，根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資料，當地資產管理業有八成以上的管理資金來自海外。

本身資金條件並不充沛的新加坡，自○一年起確立「以資產管理產業打造亞洲金融重鎮」的目標，十年之後，憑藉強大的資產管理競爭力，這裡成為世界各地資金簇擁的對象之一，帶動整體金融服務業蓬勃發展。

場景拉回台灣。

陳良宇(化名)今年三十七歲，○三年，他參加一場求職活動，聽見職場專家篤定地說：「資產管理將是台灣最具爆發力的產業！」半年後成功進入某投信公司，成為台灣資產管理業的一分子。

工作至今，陳良宇在業界資歷將近十年，「從不到三十歲做到快要四十歲，我一共只有調過兩次薪水，加薪幅度總共不到兩成，年薪大概六十萬元。」人生黃金十年歲月過去了，對於台灣資產管理業過去十年的發展，他只有一句評語：「爆發你個大頭鬼啦！」

一九九五年，政府宣布「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六大中心裡包含「亞太金融中心」，標榜藉著自由化的環境大量吸引國際金融機構進駐；○一年，時任總統的陳水扁公開表示：「政府第一要務是打造台灣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八年，馬英九總統宣布「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在「金融中心」的部分，又包含了「籌資中心」、「資產管理中心」、「金融服務中心」等。

前前後後喊了十七年，「金融中心」、「資產管理中心」等字眼宛如鬼打牆一般地不斷出現，而台灣金融從業人員的薪水，倒也像是鬼打牆一樣長久不變。今年三月，萬泰銀行董事長盧正昕感嘆：「銀行主管起薪，三十五年來只漲了兩成。」而某投信總經理則表示：「我現在用的年輕基金經理人，薪水和我二十年前剛入行時幾乎一樣。」

新加坡與台灣，喊出來的政策口號相差不多，但是走到今天，新加坡在「倫敦金融城金融中心競爭力指數」已躋身全球第四名，台北則是遙遙落後，名列第二十七位。

口號相同，結果差很多台灣資產管理業出了什麼問題？

「資產管理產業做不起來，就不必談金融中心。」某金融業高層主管指出，新加坡的成功，就在於「政策很清楚，用資產管理來帶動整體金融業。」他解釋，在「亞太金融中心」的各項目標裡，「金融服務中心」是要吸引國際大型金融機構來台設立總部，「籌資中心」的前提則是海內、外資金大量匯聚，「這些，都要奠基在強大的資產管理產業上。」

悲哀的是，即使「資產管理中心」口號喊得震天價響，但到目前為止，官方尚未對資產管理的定義及業務範圍訂定統一標準，也就無法對國內資產管理總規模做出精確計算；央行在○九年的報告中，列出了「僅供參考」的「估算」，國內資產管理規模大約是五．七兆元，不到新加坡的三○％。

而在業界人士的解讀中，這個數字應該包含了國人投資「境外基金」的部分，「台灣人透過總代理買境外基金，是老外在管台灣人的錢，賺錢的是國外的經理人，不能算是台灣資產管理業的規模，也無助於提升產業的競爭力。」如果扣掉這個部分，台灣業者管理的資金，恐怕不到新加坡的五分之一。

事實上，在許多業者的眼中，「國人大量投資境外基金」，就是台灣資產管理業走向衰敗的起點。「投信是資產管理產業鏈中最重要的商品提供者，但是近年來，台灣投信的生機，已經被境外大軍嚴重侵蝕。」

一位銀行理專是這麼說的：「同樣類型的基金，境外基金付給銀行的手續費往往超過境內基金一倍以上，我當然會建議你買境外基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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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境內基金限制不一政策箝制，讓本土業者痛失商機

○六年起，國內開放境外基金總代理制，一夕之間，來自國外機構發行的境外基金開始大舉入侵，挾國際集團雄厚資源，能夠給予銀行通路明顯較高的基金手續費，自此，國內投信再無成長空間。○六年至今，投信業者發行共同基金的總資產規模不但成長停滯，甚至有所下降，自當年的一．九兆元以上，跌至目前的一．八兆元左右。

面對境外競爭，國內業者試圖端出投資於海外市場的「海外基金」收復失土，無奈，這又遇上了一連串的政策箝制。除了央行經常以穩定匯率因素，控管投信海外基金的匯出速度之外，在商品設計上，業者也面臨了不公平競爭。

以近年在台熱賣的高收益債基金為例，「很奇怪，台灣的投信就是比較遜，同樣是高收益債，配息率就是比外國來的基金差。」一位理專提出他「只賣境外高收益債」的理由。但他有所不知，「依目前法規，投信發的債券基金不能用本金配息，賺多少、配多少，但境外基金就算沒賺錢，也可以用投資人的本金配息。」

業者表示，這個限制，讓國內投信的高收益債基金喊不出漂亮的配息率，更喊不出「固定配息」的訴求，與境外基金一比，對投資人的吸引力高下立判。

「四大流程」過於繁瑣動輒遭罰，基金經理人大嘆不如歸去

政府「只管境內、不管境外」所造成的差異，也讓國內投信的基金操作靈活度不如境外基金。「你知道嗎？投信基金每一筆交易，都要寫報告，必須符合『四大流程』。」

所謂四大流程，是指投信基金的每一筆投資交易，必須經過「分析」、「投資決定」、「執行紀錄」、「檢討報告」等繁瑣過程，用意在於確定經理人決策符合前後一致的投資邏輯。「立意良好，可惜，執行到現在，四大流程不只流於形式，甚至是讓許多經理人大嘆『不如歸去』的重要原因。」

一位經理人抱怨，四大流程的投資邏輯只有「基本面」，「意思是，你不能從技術面去分析股票的合理買賣點，不能說因為股價突破長線壓力所以值得買進，他們不聽這一套。」

四大流程被明訂於《投信投顧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而在過去兩年，投信業者遭到金管會糾正或懲罰的案例中，有四七％就是「違反《投信投顧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不能說這些遭罰的案例都屬冤案，但以接近五成的高比率來看，「四大流程」必然有其不合理之處。

某外資投信業者表示，一次，公司因為違反四大流程遭罰，這件事驚動到海外母公司總部，「因為在國外，資產管理業者被罰錢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總部甚至派了一組人過來了解；直到我們攤開近年台灣業者遭罰的紀錄，他們才知道，原來台灣幾乎每一家投信都被罰過錢。在這裡，違規是常態。」

「為何不能只做存放款？」怕出事，財富管理業務關卡重重

而在資產管理業中扮演經銷端的銀行財富管理部門，同樣也是滿腹苦水。

除了長期低利率造成國內存放款利差嚴重偏低，以致銀行業獲利困難之外，業者試圖以創新商品的方式突圍，也得面對重重關卡。

一位財富管理部門主管回憶不久之前，在一次與金管會官員的會議中，討論到某一新金融商品的開放與否，官員普遍抱持保留態度。而最令他感到驚訝的，是某官員甚至略感不耐地說：「你們銀行難道就不能乖乖的只做存放款業務嗎？」

主管機關的心態昭然若揭，銀行的業務愈單純，愈不會出事，也不用研究那麼多的新商品。

「怕出事」的心態，在怪異而無用的ＫＹＣ（Know your customer，客戶風險屬性分析）制度上最為明顯。理專解釋，銀行必須把客戶分成六個等級，依不同的風險承受度，對應到不同的「可投資標的」；「搞到最後，每個客戶的投資等級都一樣，因為只要成為『積極型』的投資人，就可以買所有商品。」理專大嘆：「這樣做真的有意義嗎？」

政府四大基金帶頭砍價成本思惟，業者代操只賺到蠅頭小利

至於投信、投顧、券商的重要業務之一－代操，同樣也是相關業者心中的痛。「大家都知道，政府四大基金（郵政、勞保、勞退、退撫等基金）會提撥部分資金給業者代操，但這些生意根本賺不到多少錢。」

某投信總經理表示，目前政府基金交給業者代操所付出的費用，是每年大約○．一二％至○．一七％的管理費。換言之，若業者手中管理五十億元的政府基金，那麼每年能賺到的大約只有六百到八百萬元。「政府也會把資金給國外業者代操，管理費比國內業者高出兩倍以上，大約是管理資產規模的○．五％甚至○．八％，但就算是這樣的管理費率，國外業者往往也是興趣缺缺。由此可見，政府開給國內業者的條件有多苛刻。」

「政府帶頭砍，整個代操的行情都很慘。」某位目前自立門戶以代操為業的資深操盤人表示，代操管理費愈來愈難賺，於是和客戶協商，加收手續費，「客戶沒有什麼意見，反而是主管機關堅決反對。」

在共同基金、代操之外，另一項被資產管理業者一度寄予厚望的業務── 私募基金，長期以來的資產規模更可以用「一路躺平」來形容。

「首先，國內龐大的壽險資金，至今還沒辦法投資台灣發行的私募基金。」一位資產管理業者提出親身經歷，他曾試圖成立一檔投資於亞洲各國的私募基金，找上某家國內壽險業者注資，「對方說抱歉，台灣不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ＯＥＣＤ）國家，所以我們不能投資。」他翻出法規才發現，依據《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三項第四款，「私募股權基金之基金經理公司須以在ＯＥＣＤ國家主管機關合法註冊者為限」。

就算要找一般個人投資私募基金，業者同樣面對重重困難。「法令規定，私募基金的客戶要充分揭露個人資產，而且，要提出三千萬元以上的財力證明。」業者說，以這樣的條件，「大概只有上市櫃公司的老闆或專業經理人才會參與私募基金。」為什麼？「可以擁有三千萬元以上財力的高資產人士，往往害怕財產曝光，只有上市櫃公司負責人比較不怕，因為他們的財產多半已經曝光了。」

新商品等同高風險？心態保守，新商機未成形就被打死

法令對於客戶背景的揭露要求，出發點在於「確保投資高風險商品者的風險承受能力」，本意或許沒錯，但主管機關對商品的了解不夠，又強力要求客戶揭露財產，其結果，往往是一個值得開發的新市場還沒做起來，就先被打死。

業者舉例，○九年，政府開放「期信基金(期貨信託基金，以期貨、選擇權交易為主的共同基金)」，但開放三年之後，目前市場上僅有四檔基金，總規模三十億元，「因為法令規定賣基金的理專必須要有期貨執照，又要求買方的財產揭露要更充分、更透明。」如此一來，能夠銷售的理專少、願意投資的客戶更少，市場規模當然受限。

共同基金、代操、私募，資產管理業三大業務，如今都已被各種五花八門的法令規定掐住生機，「我會形容，台灣的資產管理業，如今已是呼吸困難。」某投信總經理是這樣描述現狀的：

「一檔境外高收益債基金的國人投資總額，可以養活三家以上的本土投信。產業發展至此，台灣人正用大筆鈔票，去養少數幾位國外的經理人。台灣能夠拿到什麼好處？除了培養了一些會賣基金的『銷售人才』之外，對於資產管理專業人才養成、以及稅收，一點好處都沒有，更不可能讓台灣成為亞太資產管理中心。」這位總經理無奈地表示，今年二月，英國《金融時報》旗下媒體甚至有一篇報導，指出「台灣是對外國基金業者最有利的市場」。

基於這個現狀，主管機關近來的確有所反應，可惜，在業者眼中，主管機關的反應，仍然荒謬。今年一月，金管會要求境外基金總代理業者，依代理基金的國人投資金額及比率，增聘人力。「我能體會金管會的用意，畢竟一家吸引國人投資上千億元的境外基金代理商，往往只有十來個員工，而不少投信公司的總管理資產不過兩、三百億元，卻要養兩百位員工。」然而業者卻又表示：「可惜，金管會的作法，顯然太過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