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央行賺錢神話

「一個國家的歲入，有一○％以上仰賴中央銀行，這是一個問題，你同不同意？」二○一一年十一月二日上午，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正在開會審理二○一二年度的中央銀行預算案，詢答時間，立法委員賴士葆對央行總裁彭淮南提出質詢。

「一千八百億二二一三萬元」，在中央銀行的預算報告書上，寫著這樣一個數字。連續第四年，央行決定以一千八百億元作為來年上繳國庫的目標金額。對比中央政府一二年度歲入預算一．七三兆元，央行一千八百億元的繳庫目標，的確超過政府歲入的一○％。

彭淮南答：「我非常同意。去年度(央行繳庫金額占政府歲入)是一二％，美國只有二％，日本和韓國只有○．一四％和○．一五％。」
央行有多會賺錢？

每小時進帳二千八百萬 獲利全台居冠

這是一段沒有受到太多關注的詢答內容，立委提問、總裁認同，沒有激辯的火花，也沒有具體結論。

然而，短短數句質詢，其實宛如一條索引，如果向上深究，你會看到一些突兀的怪象與矛盾，而當你串聯起這些怪象，拆解其中原由，會赫然驚覺，許多長期存在於台灣的經濟與民生問題，原來都能在這段質詢當中找到癥結所在。

原來，當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以賺錢為首要任務時，從人民切身的財富、金融業與整體內需產業的發展、國家的財務風險與政策空間，都將逐漸受到負面衝擊。中央銀行每年一千八百億元的繳庫預算，宛如一道魔咒，看似無形，卻正以綿密不絕的後勁，鋪天蓋地扭曲著台灣的民生經濟。

就在賴士葆提出質詢的短短十分鐘左右時間，位於台北市羅斯福路的中央銀行，大約又賺進了四六○萬元……。

從○六至一○年，中央銀行每一年的盈餘都在二千二百億元以上，五年總計獲利達到一．二二兆元。以一年三六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時來計算，央行賺錢的平均「時速」，高達二千八百萬元。

於是，中央銀行成了全台灣最會賺錢的公營事業。

以一○年資料來看，所有公營事業的繳庫總額為二二四六億元，而央行一家即占八成以上。排名第二的是土地銀行，其七十五億元的繳庫金額，是央行一千八百億元的二十四分之一。中央銀行賺錢、繳庫的能力，在所有國營事業當中，顯得誇張而畸形。

不只是公營事業，央行恐怕也是台灣所有公民營企業的獲利之王。

一○年，央行盈餘達到二二五一億元，當年度的台灣百大企業獲利冠軍是台積電，全年稅後盈餘也不過是一六一六億元；如果用「股東權益報酬率」的概念來看，計算稅後純益與淨值之間的比率關係，那麼，過去五年央行的平均每年股東權益報酬率為二一％，與台積電的二三％水準相比，彭總裁創造利潤的能力，絕對不比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遜色。

央行應以盈利為目的？公營事業獲利 等同於對人民課稅

除此之外，台灣的中央銀行，應該是全世界最受財政部依賴的中央銀行。

過去九年，無論國內或國外的景氣榮枯、經濟循環，央行繳庫金額占國家歲入有五年超過八％，而每年至少都在七％以上，對於國庫的貢獻度，遠遠高於美國聯準會或是韓國、新加坡等國家的中央銀行。彭淮南在立院答詢時，僅僅談到去年度的國際比較數字，似乎還嫌保守客氣了些。

一連串的數字說明，在彭淮南總裁的率領之下，中央銀行簡直比全台灣的所有營利事業更懂得「營利之道」。

「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談到央行新年度的繳庫預算時，台大經濟系前教授林向愷忍不住說：「大家好像都忘了，央行不是營利事業，它是一個享有獨占優勢的公營事業，更是一個政策機關。」

獨占優勢，就是「能夠決定價格」的優勢。林向愷認為，就像台電能夠決定電價、中油能夠決定油價，央行在某些領域，也有一定程度的定價能力，要不要賺錢、能不能賺錢，就看這些事業的經營者能不能動用他的定價能力，敢不敢調價，讓全體國民用更高的價格買單。

「所以有人說，公營事業的獲利，其實形同對人民課稅！」林向愷說，台電、中油即使面臨虧損壓力、即使擁有調整價格的能力，但它不能也不敢為了創造獲利而調高價格，「油電價格一漲，人民的感受很直接。」他接著說：「央行調價，雖然民眾的直接感受不強，但卻會造成溫水煮青蛙一般的長期衝擊。」

央行如何增加收入？盡可能累積外匯存底 增加利息收入

分析一九九三年以來中油、台電、央行等三大公營事業的歷年盈餘及繳庫金額，一開始，三大事業表現相當，但在彭淮南就任央行總裁的一九九八年之後，央行獲利狀況一飛沖天，快速拉開與中油、台電的差距。

而在林向愷的解讀中，中央銀行十餘年來「超級營利事業化」的獲利表現，其實正是台灣目前許多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
 

關鍵，就在於「價格決定」。

台電的產品是「電」、中油的產品是「油」，中央銀行的「產品」，則是「新台幣」。這個具有獨占地位的公營事業，某種程度，也具有決定新台幣價格的能力。而所謂新台幣的「價格」，對內，是利率；對外，是匯率。

翻開中央銀行的損益表，曾經擔任央行副總裁的金融研訓院董事長許嘉棟，開始拆解央行的獲利模式。

「很明顯，中央銀行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是『利息收入』，這部分主要來自外匯存底投資國外資產的收益。影響收益的關鍵，包括外匯存底的總量，以及國外資產的收益率，而收益率又與國外利率的高低息息相關。」

據央行一○年損益表，「利息收入」達到四二八六億元，大約是總收入四六五七億元的九二％。

央行如何減少支出？壓低利率、阻升新台幣匯率

「在支出部分，過去主要是『利息費用』，其中多數來自央行發行定存單的利息支出，這是央行利用定存單從市場收回資金所須支付的成本。」許嘉棟解釋，影響利息費用的主因有二，首先是發行定存單的總量，總量愈高，從市場收回的資金愈多，必須支付的利息費用也就愈高；其次是定存單的利率，利率愈高，費用愈貴。

以○八年的財報來看，央行「利息費用」的金額達到一五○五億元，接近當年支出總額的九成比重。不過，這兩年央行主要的支出項目有所改變，從利息費用變成了「各項提存」。

「各項提存」多半是為「匯兌損失」預作準備，當預期新台幣升值，外匯存底恐出現匯兌損失，就會增加「各項提存」，對央行整體獲利造成扣分。一○年，新台幣升值壓力升高，這一年央行「各項提存」的金額達到一六二九億元，較○九年劇增一．四倍，並占全年總支出的六七％。

「所以，影響央行獲利的因素主要有五個。」外匯存底總量、國外利率環境、定存單總量、定存單利率、新台幣匯率。這其中，除了國外利率無法控制之外，其他四項，央行都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能力。

央行是穩固「金雞母」？長期高獲利  將造成低利率與資金浮濫

當我們拆解了中央銀行的獲利來源，也就不難想像央行創造盈餘的管道。「如果，我是說『如果』，央行真的是以創造盈餘為營業目標，他們多半就會這樣做，……」接著，許嘉棟緩緩說出了央行創造盈餘的四個條件：「外匯存底要更多、定存單的發行總量不能多、定存單的利率不能高，並且，阻升新台幣匯率。」

分析央行賺錢四條件的影響，若要累積更多外匯存底，就必須在市場放出更多新台幣來買外匯；定存單的發行總量不能多，意味央行從市場收回資金的態度相對消極；市場資金多，央行發行定存單的利率就能「狀似合理」地維持在偏低水準，而偏低的定存單利率又會直接壓抑市場利率。至於央行若要阻升匯率，則必須更積極地在市場釋出新台幣。

於是，如果央行在過去十餘年間超強的獲利表現，是來自於「善用本身的獨占優勢與定價能力」，其結果就是台灣的貨幣環境逐漸「異常」，走入長期低利率、低匯率的環境，並且，資金浮濫。

關於央行是否真以獲利為目的而扭曲了正常的貨幣環境，學者之間頗有爭論，某些聲音直指彭淮南「過度看重繳庫任務」；但另有一派認為，央行的賺錢能力，其實是台灣金融環境的特殊性所造就。

「長期以來，台灣的利率一向都比美國低，最特別的是，一旦發生金融風暴或經濟危機，資金往往都會大幅度回流台灣，這和多數的新興國家有所不同。」一位學者指出，央行其實沒有刻意壓低匯率，而是台灣與國外主要市場之間，本來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利差空間，「因為『先天存在利差』，所以央行自然能夠賺錢。」

行賺錢  卻衝擊經濟民生  衝擊一：該升息而未升  讓民眾存款縮水

如同許嘉棟的分析，當外匯存底總量增大，央行的賺錢速度就能快速提升，「靠著自然存在的利差空間，早期，央行外匯存底的報酬率曾經高達六％以上，讓外匯存底總量迅速增加，這也是你今天看到央行賺錢速度驚人的原因。」此外，這位學者也強調：「如果不是發行定存單要付給銀行利息，央行能賺到的其實會更多，而台灣的利率，也會更低。」

許嘉棟發言謹慎，不願在兩派說法之間做出評論，但他回歸制度面的探討，「總之，國庫千萬不能把中央銀行當『金雞母』，否則在外匯及貨幣政策上，必然會留下許多後遺症。」

「記得是在十年前，我剛剛進入銀行擔任理財專員，學到的第一句銷售商品話術，就是『現在定存利率那麼低，錢放在銀行多划不來』。」一位資深理專如此表示。

她說，十年來，銷售的商品變來變去，但這句話術沒有變過。「直到現在，我還是這麼告訴新進理專：定存利率那麼低，錢放在銀行多划不來。」

當央行以獲利為目的，首當其衝的，就是國內利率異常走低，甚至逐漸走入「定存利率不敵物價上漲」的實質負利率環境。

一九九七年以前，國內實質利率水準維持穩定表現，與新加坡、韓國相去不遠；然而就在中央銀行開始拉高獲利幅度的九八年以後，台灣的實質利率多半落居三國之末，在近五年期間，有多達二十七個月出現實質「負」利率，比重接近半數，銀行定存孳息的速度，趕不上物價上漲。

「央行為了賺錢壓低利率，雖然創造了漂亮盈餘，但台灣人的荷包，每年卻因為利率走低而損失更多。」一位財金系教授提出他的試算。

他以主計處在○五至○九年間國富調查所揭露的「家庭現金及活存」為基礎，並且比較這五年時間，台灣實質利率與星、韓兩國實質利率平均數的差距，這個差距，代表台灣利率低於鄰近國家的程度，「它有點像是央行『該升息而未升息』的幅度，也代表台灣人把錢放在銀行『少賺到的』利息空間。」

計算開始，當這位教授把每年台灣家庭的現金及活存金額，乘上每年「該升息而未升息」的空間，五年下來，答案揭曉：「台灣人總共少賺了一．三七兆元，而在這五年間，央行總共繳給政府○．九五兆元。划算嗎？」

衝擊二：台幣匯率不升  對外購買力大減

這位教授強調，這樣的算法當然略嫌粗糙，但已能在一定程度之內表現「央行賺錢、全民買單」的事實，「這還不包括『央行為了賺錢壓低匯率』的帳，新台幣匯率該升值而未升值，會造成對外購買力更大的實質損失。」

他繼續試算，自央行加速賺錢的九九年初至今，新台幣實質有效匯率已下跌二二％，同期間，國際清算銀行(ＢＩＳ)列入計算的六十一種貨幣匯率平均上漲八％，「在六十一種貨幣裡，新台幣只比阿根廷和香港強。」

就用這二二％的下跌幅度來「算帳」，「九九年底，台灣的國富淨額扣除海外資產部分有八十二兆元，實質匯率十二年下跌二二％，也就代表台灣十二年來少了十八兆元的實質財富。」這十二年，央行繳庫總額是一．八兆元。貢獻國庫一．八兆元，但台灣實質財富卻少了十八兆元，值得深思。

衝擊三：存放款利差低  金融業獲利困難

除了人民荷包的損失，央行為了賺錢而造成長期低利率的另一個衝擊，是金融業走入困境。

在低利率、市場資金浮濫的環境中，金融業的生存關鍵──存放款利差，自○二年以後快速走低，○七年以後，始終沒有回到業界普遍認知的「合理低標」二％水準，以過去三年的平均水準來看，存放款利差僅約一．五％。

存放款利差形同金融業者對外放款的「毛利率空間」，利差水準比合理情況低○．五％，就代表金融業的毛利率將異常減少○．五％，以一○年底本國銀行放款餘額總計將近十八兆元計算，因為異常偏低的存放款利差，一年大約少賺了九千億元，這個金額，是央行當年繳庫金額一千八百億元的五倍。犧牲了金融業的生存空間，這樣合理嗎？

衝擊四：賺不到利息  全民競逐高風險資產

利息偏低，等不到定存孳息的台灣民眾，被迫尋找更高風險、高報酬的投資管道；賺不到存放款利差的金融業者，為了賺錢，被迫銷售更多高風險的投資商品。於是，央行的賺錢腦袋，也間接把台灣民眾導入了高財務風險的境地之中。

而激化這股「全民追逐高風險資產風氣」的另一個因素，又與央行的賺錢腦袋脫不了干係。壓低利率、釋出新台幣，加上收回市場資金消極，造成資金浮濫與長期低利，而這樣的環境，正是炒作房地產的最佳溫床，因此，台灣房價高漲，人民買不起房子，央行有也一定的責任。

至於匯率長期偏低的另一層影響，則是扼殺內需產業。對映數據，自九九年央行獲利快速拉升開始，新台幣實質有效匯率也幾乎自此一路下滑，與此同時，以同樣速度向下沉淪的，是內需經濟重要指標「民間消費」的成長率。在學者眼中，這不是巧合，匯率貶值與內需不振，有著一定程度的因果關係。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ＵＣＬＡ）安德森商學院教授許仲翔日前撰文：《我們究竟出口了什麼？》文中表示，以廉價匯率政策刺激出口，實際上是以偏低的價格將本國的生產要素賣給外國人，使得國內商品及服務資源供給減少。

衝擊五：匯率長期偏低  扼殺內需產業

貶值之所以有利出口業者，主要原因是業者能夠「降低商品售價」，靠著「比別人便宜」的優勢殺價搶單；但反過來想，當國內資源不斷用於生產「要和其他國家比便宜」的廉價出口商品，等於是一種資源浪費。原本這些資源可以用於生產符合國內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務，藉此提振民間消費與投資，也就是，原本這些資源可以投入內需產業、提振內需經濟。

「藉由匯率政策的調整，以及均衡外銷與內需產業的經濟發展政策，才能使台灣經濟更加穩健地成長。」這是許仲翔文章的結論。亦有不少學者認為，政府應該把「減少淨出口占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比重」列為正式政策目標，一方面為了產業結構均衡，另方面，也能減少央行為了阻升新台幣而不斷累積外匯存底的壓力。

說到「累積外匯存底」，這個「央行賺錢」的第一條件，同樣會對每個人的財富造成影響。

外匯存底屬於全民資產，央行用力地累積外匯存底，形同是「用力地把台灣人賺到的錢存在國外」，目前台灣外匯存底總額將近三千九百億美元，以全台兩千三百萬人口計算，平均每人外匯存底大約是一萬七千美元，也就是說，平均每位國人約有價值台幣五十一萬元的外幣資產。

衝擊六：台幣續貶  全民身陷外匯風險

五十一萬元，相當於一○年的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某種程度上，央行像是把台灣人一整年的可支配所得放在海外，承受外幣的匯率、利率風險，以及外幣資產的信用風險、價格波動，無形中台灣財富的風險也相對升高。

一位學者想得更遠、卻也想得實際，「當外匯存底攀升到這種程度，央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也就像被綁架了，逐漸喪失自主性。」他舉例，如果央行外匯存底以美元資產為主，當美元貶值、美元利率走弱，央行為了遮掩資產損失，就會同步讓新台幣匯率貶值、利率下跌，「這樣一來，表面上，台灣人的錢好像就沒有受到外匯風險的影響，當然，台灣人的真實財富，其實又再次承受雙率異常偏低的傷害。」

從銀行存款的利息損失、對外購買力的減少、金融業的獲利減損、內需產業的乏力，到個人理財的困境、全民財富的風險，在央行十年如一日的亮麗繳庫成績底下，央行的賺錢腦袋，早已鋪天蓋地衝擊著台灣的經濟與民生。

如果央行盈餘真如林向愷所說，像是一種「稅」，那麼這樣的稅負太過沉重，它換來每年一千八百億元的政府財源，卻讓全民與產業付出了遠遠不合比例的昂貴代價。

「但與其說這是彭總裁的問題，更多的，恐怕是制度問題。」一位曾任央行理事的學者指出，「說到底，彭總裁只是非常認真地貫徹了長官交代的任務啊！」

行政院與立法院該換腦袋  考核央行績效  應只看「報酬率」 不看金額 

根據《中央銀行法》第一條：「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隸屬行政院。」也就是，央行的頂頭上司是行政院；另方面，央行預算受立法院監督，某種程度上，立法院像是「央行有限公司」的董事會。

然而，無論是頂頭上司行政院，或者是「董事會」立法院，至今，不但未對央行異常的獲利表現提出關心，反而，態度似乎更貼近於「鼓勵央行創造更多獲利」。

在行政院研考會每年所進行的《國營事業年度工作考成報告》中，連續四年，央行的「優點評語」第一條都一樣：「獲利績效良好，對增裕國庫貢獻良多。」顯然，央行每年固定創造高額的繳庫金額，深受「長官」肯定。

至於立法院，同樣是在一一年十一月二日的預算審查會議中，也有立委提出這樣的書面質詢意見：「央行設定偏低的盈餘目標，並不合理，是否應增列預算盈餘，以提升營運績效？」

「行政院與立法院錯置了中央銀行的角色，才是問題的根源。」這位學者擔心，在全球普遍以低利率刺激需求的未來環境下，「如果行政院、立法院與彭淮南還是堅持要讓央行賺錢繳庫，台灣的利率是不是要殺到更低？如果全球走入匯率競貶的趨勢，央行為了賺錢，是不是要讓新台幣匯率跌得更凶？」種種為了賺錢所造成的後遺症，會不會更加惡化？

「當務之急，是換腦袋！」學者指出，「首先，無論是行政院或立法院，都不該讓央行肩負盈餘目標、繳庫目標。」許嘉棟建議，無論行政院或立法院，在考核監督央行營運績效時，只要關心外匯存底的「操作報酬率」即可，不要把獲利或繳庫的「金額」列為考核監督的重點。「只要不在意金額，央行自然就沒有累積外匯存底、減少資金回收、壓低利率的必要。」

重新回到十一月二日的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如果站在台上的不是彭淮南，而是十餘年來為央行獲利付出沉重代價的升斗小民，或許，問答會是這樣的：

立委：「一個國家的歲入，有一○％以上仰賴中央銀行，這是一個問題？」

小民：「是的，而且我們的國庫長期仰賴央行，這是超級嚴重的問題。但奇怪的是，我們的政府、立委們，每年不也都為央行賺錢拍手叫好嗎？」

一個超級會賺錢的央行，對照荷包愈來愈瘦的小民，這就是台灣現狀，令人憂心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