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換腦袋 金融業將淪為罐頭食品

過去十五年來，政府對於金融業，包括銀行、投資及保險服務業的發展，在政策措施採行上，都有一個前提——認為金融機構的規模太小，資本不夠雄厚，所以需要透過整併方式，予以改進所謂銀行家數太多（over banking）問題，以厚實國家金融實力。

事實上，台灣的銀行，若將服務的市場與服務的內容都僅囿限於境內與自己的國民，則現有情況的確或有「銀行太多」問題，但若是將銀行的任務與目標市場，設定在參與國際市場，則不是銀行過多，而是服務能量不足之問題。

回溯政府在一九九○年通過「商業銀行設立標準」，分兩批開放民間新銀行設置，才導致國內銀行看起來有供過於求之現象。但民間金融機構資產總值占ＧＤＰ的分額，在一九九一年甫開放新銀行之年，僅一．三一％，但是到了陳水扁執政兩任之後（二○○九年），此一比率則已暴升到四七．五五％的超高比率。

組織規模大小不是重點

馬政府再不換腦袋，第三次金改恐讓金融業競爭力倒退。

從這一數字來看，台灣金融機構的規模已不小，只是在家數過多，力量分散的情況之下，除了擁有二．三兆元資產的台銀及一．一兆元資產的兆豐金控，其餘銀行的規模，都難登大雅之堂。

記得一九九○年中央研究院金融發展研討會，午休用餐時，當時央行總裁許遠東、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及我三人一起吃飯論新銀行之開放，日本學者認為銀行業的存活、成長與競爭力，資本大小不重要，規模大小也不一定重要，唯有歷史招牌、信用紀錄與信用的可信賴度，才是根本，歐洲許多百年老銀行，在世界享有崇隆地位，不見得都有超級龐大的資本與資產。

從這樣一個角度切入來看，今天再談台灣金融業整併的再出發策略，就不能完全局限在官有還是民有的小框框裡，去進行這個產業的改造與重塑。如果民營化是一個必然路向，就必要採取可以一步到位的突破框架作為。

現在財政部與金管會所擬議的公公併或公併公策略，其所可能產生的變革意涵，就會顯得極其狹隘難張。

現在僅有的幾家所謂公有銀行，相對上已都是規模較為龐大、Ｘ無效率（X-inefficiency，是指企業體中呆人、呆事、呆物太多造成管理上的無效率）也特別深的金融機構，原本在推動民營化過程就已存有極大障礙，有資力、能力得以轉手承受的民間金融機構，已經少之又少，若在今天這一波金融整併中，又進一步予以聚合，必然成為一個更加巨碩無朋的龐然大物，陡然墊高民營化（其實只是民有化）的門檻與難度。

提升民營化與市場力才重要

因此誠摯建議主政當局，新一波金改，不要再陷在所有權決定市場權的謬誤前提下，應把力量放置在金融機構的民營化與市場力(marketability)提升上，才是比較具有前瞻性的政策作為。今天要推動的金融機構民營化過程，應從綜合銀行與專業銀行兩個方向發展，較有可能讓台灣的金融業，找到可以小而美經營勝出的機會與空間。

只要把台灣金融整併的終極目的，設定在提高金融服務業的競爭力，則政府比較優先的作為，應當是行政鬆綁而不是要加大行政權的干預與管控，甚至據以湊合拼圖，創造出根本沒有鬥志與競爭能力的金融機構組織來。

因為在財政部與金管會的長期高壓深化強制干預之下，整個台灣的金融產業，從市場行為與營業活動上看，幾乎實質都只是「一家政府銀行」下屬諸多營業單位（各銀行），或「一家政府保險公司」下屬諸多營業單位（各保險公司）的制式壟斷經營架構。

財政部與金管會才真正是全體銀行總部的總管理處，任何金融機構在台灣，都只是一個只有作業執行，沒有政策作為與戰略自由的行政單位，根本沒有獨立自主彈性自由經營的餘地，每家民間銀行業者能提供的金融商品。

金融服務類項與層次，都是中央廚房（財政部+中央銀行+金管會）統一產製的罐頭產品／服務，個別金融機構毫無營運上的自我，當然也不可能建立得起專屬的利基市場。在主管機構對於所有業務的量、價、質、時都鉅細靡遺做好框框條條的囿限之下，台灣的銀行，當然變得既無特色，也無特徵，更遑論要談論其會產生「在國際市場上有獨特個性化的銀行」了。

人事法規的鬆綁與自由化，也都更要優先於當下第三波整併的決策目標。因為今天台灣金融機構的「沒有競爭力」、「無法健康成長」的根源，金融法規對於經理人資格規範的不切實際、不合國際市場競爭法則，使得所有金融機構的領導者，都只能找到或聘任不合全球化或國際化時宜的人物擔綱時，我們又怎能期待，台灣的金融業可以在國際市場有所正常表現呢？

勞委會對於金融整併的人力合理化所施加的框限，尤其貽笑國際社會。就在勞委會不合時宜的舊思惟之下，制訂的金融機構合併必須留任所有員工剛性規範，等同於判定任何金融整併政策的死刑；公營銀行工會基於「既得利益」的強力抗爭反對，則是另一個阻滯台灣金融業競爭力提升與國際化的莫大變數，也都有待勞政當局的遠見、格局與政策作為，才有找出解題方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