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台灣金融機構一窩蜂登陸，都只是打算搶做台商的業務，卻沒有能力與國際級的銀行競爭其他業務，那麼利多必然有限。
兩岸簽定金融監理備忘錄(金融ＭＯＵ)的政治意義可能大於經濟意義。因為它開創了兩岸官方直接洽談協議的模式，對於兩岸關係發展，具有指標作用。
至於金融ＭＯＵ的經濟利多，主要為銀行業登陸部分，目前尚難斷言。因為它只是兩岸金融機構互設分行的依據，未來台灣有哪些金融機構能夠登陸設置分行？所設分行拓展業務會受到什麼限制？以及他們的經營績效究將如何？這些才是經濟利多的實質問題。
台灣的金融機構因為家數過多、業務範圍狹窄、彼此具有高度重疊性，以致在市場激烈競爭下獲利困難，於是向海外拓展業務，便成為緩和市場競爭的途徑。而中國是台商在海外投資最普遍的地區，自然成為台灣金融機構設置海外據點的優先選項。只是過去台灣金融機構赴海外設置的據點，多數獲利不佳，能夠拓展的海外業務也有限。所以台灣金融產業布局全球的成果，一向乏善可陳。未來中國金融市場開放後，這個局面或許有機會改變。但是否能轉化為經濟利多，恐怕不宜樂觀。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任何產業都不可能單純依賴他人而成功。中國開放金融市場，只是增加台灣金融產業海外發展的機會，但能不能發展成功，還是要看登陸的銀行是否具有市場競爭力。
目前台灣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普遍不足。他們計畫赴中國設置分行，主要著眼於拓展與台商往來的業務。至於其他業務發展，應該還未做好準備。如果大家一窩蜂登陸，都只是打算搶做台商的業務，卻沒有能力與國際級的銀行競爭其他業務，那麼中國開放金融市場帶來的經濟利多必然有限，而且台灣的金融產業也依然欠缺全球布局的成果。
如果要走出這種畫地自限的競爭格局，台灣金融產業就必須設法提升國際競爭力，也就是必須改善目前的結構性或環境性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政府掌控的金融機構市占率偏高、民營銀行家族色彩濃厚、公司治理普遍不足、市場欠缺嚴格且完善的退場機制，以及缺乏金融專業人才等。上述問題有時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例如：民營銀行的家族色彩使得公營銀行民營化容易陷入財團化的爭議，因而難以推動。再如：公營金融機構缺乏彈性的薪酬制度，以及具有家族色彩的民營銀行視專業經理人為家臣的態度，兩者都不利於吸引及培養金融專業人才。
上述惡性循環的因果關係，如果獲得改善，也可以形成良性循環。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改善並非一蹴可幾，所以兩岸金融ＭＯＵ可以產生的經濟利多，也不會立即可見。
（本專欄隔周刊出）
